時間的暴力．記憶的政治---電影 “無間道” 系列的寓言解讀

(<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一文節本，刊於<字花>第二期，2006)

“無間道I” 在2002年上映，當時我剛好完成一篇關於香港殖民史述的長篇論文，腦子裡還是一大堆論文也整理不過來，雜亂無章的 “香港經驗”。處身在已化成廢墟般的各式香港歷史大敘述周邊，面對的是02-04年間令人無言以對的政治現實，我看了三集 “無間道”。每次散場之後，腦子裡總交叠著電影畫面、歷史片斷和當前現實的一鱗半爪，那種震撼久久難息。

我開始求助於文化研究鼻祖Raymond Williams關於 “情緒結構” 的概念，以疏理這種觀影經驗和困擾著的情緒，並開始翻看和搜索任何與臥底題材有關的香港電影。

Williams認為，“情緒結構” 是特定時空下活生生地感到生活質地的感覺，它源自活生生的生活體驗，但又給予這些零散的體驗一種結構的關聯。它無法以清晰的概念或意識形態的術語表陳，因為它總是置身於這些固定的概念工具之外，處於一種萌芽的狀態，顯現為某種衝動、聲調、不安、張力、甚至精神障礙或者情緒困擾。雖然 “情緒結構” 常不能得以概念表達，但卻往往以文學、電影、戲劇等想像的方式承載。文學不是虛構，作品不是源自天才，電影，也不純粹是文化工業產製的消費品。一如Williams所說，它們可以是情緒結構的載體，是 “以感覺形式出現的思想、也是以思想形式出現的感覺”。

下面的文章也許並非正規的電影評論，而是歷史陳述和電影文本的對話和相互詮釋的記錄，也可以看成是我的觀影後記，某種精神困擾的自(字)療記錄，又或者香港的過去和當下現實的評註。這段關於時間與記憶、書寫與歷史的遊歷歷程，得從鴉片戰爭開始。

“勾結式殖民主義”

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有即時爲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爲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Elliot)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遊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爲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英人]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衆提供保護”，並視之爲一 “公義之舉”。[1]

事實上，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爲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爲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 “蛋家” 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著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墾殖(colonized)。爲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 “勾結者” (collaborators)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爲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往後，香港在鴉片貿易和大規模的苦力(coolie)貿易中迅速發展，漸次成爲東亞鴉片和苦力買賣的最大中轉站，洋人與華人在這些貿易中，共同分享利益，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初。當其時，香港市內煙館、賭館、娼館林立，罪惡橫行。英人既不願意，亦無力直接管治華人，甚至早年曾試圖正式確立華洋隔離分治的法律制度，亦未能成功。原因在於，香港與其他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不同的是，英國人甚至找不到這裏的地方長老，行使另一套適用于華人的法律，以便建立一種持久的 “間接管治”。再者，從這些以各種犯罪、冒險活動而致富的華人群體中，英人根本找不到他們能信靠，和真正會執行法律的清廉華人警治隊伍。[2]

所以，早期香港的一段長時間內，雖然港英殖民當局擁有非常集中的專制權力，但另一方面，這些權力卻甚少被運用于華人事務的管理，逐漸形成一種華人新富與英人保持互不干涉的政治關係。華人新富集居在太平山，建立起 “文武廟” ，司管祭祀和非正式地處理各種華人之間的事務糾紛，積極地扮演他們以前曾被禁止擔任的中國傳統士紳(gentry)角色，形成一個實質上而非法律上的自治社群。這群華人新富的政治地位，從沒有被英國人正式確認，當中有不少人，更長期被清政府視爲賣國叛徒。不過，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卻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而日益膨脹。

“東華醫院” 是繼文武廟後香港第一個具正式規模的華人自治組織，它以一個慈善機構的面貌出現，但在其最鼎盛時期，功能卻非常多樣。東華醫院的華人精英，雖無法在港英政府機構內取得正式的華人代表位置，他們卻積極在滿清和港英政府之間，尋求以各種策略，提升其政治和社會地位。[3]他們懂得和英人打交道，能操中英雙語，自封為華人 “代表”，慢慢把自己培養成一班具備特殊的 “外交” 本領，甚至能助清廷官府處理洋務的中間人。改革派官員張之洞，亦曾透過東華醫院向洋人及海外華人社群搜集情報和打交道。此時的東華醫院，地位可謂如日方中。所以，雖然英國人並沒有給予它官式確認的法律地位，它卻同時起著儼如市政府、裁判所之職，甚至一度成爲一個非正式的中國駐港領事。[4]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年，東華醫院正急劇上升的政治影響力，卻招來香港歐籍社群的不滿，並懷疑它是一個(受清廷指使)，圖謀顛覆港英政府的 “秘密會社” ，要求港府徹底調查。自此，英人遂立意抑制東華醫院的膨脹，並開始著意培養接受全面英式教育的華人精英，栽培他們爲香港華人的 “代表”。從這時候開始，文化和教育上的殖民主義，才在香港展開，爲英人培養其信賴的 “土著紳士” (native gentleman)。

由於英國銳意介入洋務運動，扶持清廷的改革派官僚，所以，香港的英語教育除了為英國培養了忠順英國的一代華人精英，也同時使他們成為新一輩的雙文化精英。因為他們既懂效忠于英帝國，也協力推動清朝的洋務改革，實質上背負了雙重身份，實踐雙重效忠。對於這段早期殖民歷史所涉的英人與華人關係，史家多描述為華洋社群互不相涉，視之為香港殖民主義例外性質(exceptionalism)的證據。但我認為 “勾結式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一詞，應更能準確反映中間的曖昧關係[5]，這概念也可以說明積淀在香港文化歷史當中的 “政治潛意識” (political unconscious)，甚至有助解釋香港獨特的政治主體性如何在今日(仍難以) 産生。

事實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從中國大陸移進的人口雖不斷增加，但香港的基本政治架構卻並無大改變。殖民政府和它所培養的 “高等華人” ，共同分享著這個 “勾結式殖民主義” 形構的權力。雖然二十世紀共和革命和民族主義興起，但這一批雙語精英也沒有減低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反而因著進退於香港之便，甚至不時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英國勢力，成爲協助民國革命和建立民國政府的人。他們以政治關係推動商業市場拓展，亦以經濟實力更深地捲入不同的政黨和軍閥派系的傾軋和爭逐中去。

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更成了國共鬥爭的場地及冷戰前哨，是敵對各方諜報搜集和交易的場所。警方政治部亦以搜集情報爲目的，監控社會各種政治勢力。政治恐懼的氣氛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政治忠誠也差不多是涉及到每一個香港人的親身經驗。中國大陸上歷次政治運動，亦不時使 “香港人”、 “香港關係” ，甚至 “曾經居港／到港” 的背境，變成政治鬥爭中互相質疑政治忠誠的罪證。六七年香港的左派群衆曾發起暴動，目的之一是逼使香港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但他們在死傷無數的暴動發生之後才明確獲悉，中央政策是要 “長期利用” 香港的特殊位置，無意急於收回。[6]可見，香港在一百多年以來，都未有擺脫自身糾纏在帝國的、國族的、意識形態上的各種深謀遠慮的大計之中的宿命，就好像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永遠都在承擔著某些未必可以告人的 “偉大而秘密” 的任務。

我認為，上述這種以政治忠誠為主要內容的身份含糊狀態，及箇中潛伏的危機，實在要比狹義的文化混雜性，更能說明香港過去及當中的文化政治特質，而這種尶尬的政治身份焦慮，潛藏在各式的文化文本當中，當中最形象的表達是八十年代之後香港電影中不斷重複的 “臥底” 主題。在 “邊緣人”(1981)、 “龍虎風雲”(1987)、“省港旗兵續集”(1987)、“英雄本色II” (1987)、 “辣手神探”(1992)等燴炙人口的英雄片、警匪片中，臥底題材不斷被發揮，後來更在 “逃學威龍”(1991)、“古惑仔II”(1996)、 “喜劇之王”(1999) 等喜劇及青春電影中出現，迂迴發展，相互指涉，構成了一個潛在的次類型，往往隱喻地述說著香港人的政治含糊性及其命運。

時間．記憶．身份

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是 “勾結式殖民主義” 下香港人對自身擔負已久的政治含糊性的重大考驗。所謂 “九七大限” 的說法，表達出 “一九九七” 這項有如泰山壓頂的時間律令下人們的被動和無奈。這項政治考驗，也同時 “吹縐一池春水” ，擾動了香港文化意識中複雜錯置的歷史感和時間意識。而這種對時間和歷史錯置的高度敏感，也是九七前後一系列被評論家朗天稱為 “九七電影” 的基本精神。

從大部份香港人親身感受到的文化經驗來說，一百五十多年來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種種 “過去” (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 “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一個統一版本的歷史命運。在 “線性歷史觀” 下所描畫的 “歷史” 長河中，香港完成了政治 “回歸”。然而， ‘回歸’ 並非意味著香港人找到了一個原鄉式的 “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 “大限”，毋寧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政治角力，也是一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九七是這樣一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彷如一個讓每個人 “重新做人” 的生死大關。

然而，正由於各人身處位置不同，經驗不同，在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面前，並沒有一條放諸天下而皆合乎道義標準的公式，讓人整理自己的 “過去”，因而，社會上產生各式各樣的焦慮，文化想像上也出現了不同的回應方式。有人尋回過去失落了身份的回憶，有人力挽狂瀾，在即將消逝的 “現在”，保存這個即將失去的身份的回憶，也有人以爲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對這一切都聲稱曾經擁有，保留追究、索償的 “權利”。時間的政治角力也就引伸出環繞記憶的拉扯。記憶問題在香港具有特別意義，更在於自八九年北京學運以來的十幾年，香港一直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問題糾纏不休，關於六四的 “記憶的政治” ，更儼然發展成香港政治主體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香港在過渡期末的電影，就出現了多種關於 “過去” 記憶的題材，其中包括 “恢復記憶” 和 “失憶” 這兩種主題，一些敍述關於失憶之後找尋那失落了的”記憶”的故事，另一些則講述如何爲了逃避痛苦而選擇 “失憶”，分別展示對九七的記憶政治的不同取態。[7]

憶的政治與時間的暴力： “無間道I”

無間道(Infernal Affairs)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但環繞 “無間道” 的評論，多從它作為一齣出色的警匪類型片的角度出發，但我更喜愛這系列內藏的 “政治寓言” 。因為這系列能引起香港觀眾巨大共鳴的原因，我認為乃在於它成功的表達了一些關於時間、歷史、身份等問題上，九七的正式官方話語和述說都無法表達的、獨特的 “情緒結構”。

“無間道” 廣受稱頌的一個因素是其劇本，它把臥底題材大加發揮，超越了八十年代以來，把臥底寫成悲劇人物的傳統。臥底不再單指警方派到匪幫的臥底，也包括匪幫派進警隊的長期臥底。於是，臥底就成了一種更有廣泛意含的 “身份錯置” 的象徵。第一集的 “無間道”，把臥底探員陳永仁(梁朝偉飾)和臥底匪徒劉健明(劉德華飾)兩人的身份錯置，編寫成兩人你死我活的鬥爭，而這也是環繞身份的記憶的鬥爭。因為當劉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隊的職權)，追查誰是破壞匪幫的臥底探員之時，匪幫首領韓琛(曾志偉飾)，卻派人把陳的上司黃志誠(黃秋生飾)打死了。但黃卻是惟一能證明陳乃臥底探員的人，掌握著關於陳的身份的全部記憶。這 “身份” 的機密記憶，只剩下劉健明可以替陳恢復，但陳後來偶然知道，這個事業上正如日方中的劉，其實正是潛伏在警察內部的臥底，兩人的對決就不可避免。

自 “邊緣人” (1981) 以來，臥底如何回復真正的身份，已成香港臥底題材電影的經典結構，它的悲劇性在於對回復 “真正身份” 的執著。但 “無間道” 並沒有停留在重覆這個悲劇故事，而是要討論一個更深入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才能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不一定是回復原來身份，但 “重新做人” 的歷程，一定要求每一個人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因為只有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才能真正面對 “將來” 。然而， “過去” 並不會完整自動呈現， “過去” 只能透過記憶、記錄、檔案而留存。於是，如何處理這些記憶、記錄和檔案，誰人擁有這些記憶、記錄和檔案等，都變得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關於這些 “過去的痕跡” 的所有權，都會變成能否建立當下或未來身份的重要關鍵。而這些也不是一己之事，因為一個人的過去，也會是以記憶、記錄和檔案的方式為別人甚至公共機構所擁有。

港跨越九七，也面對一個相等於 “重新做人” 的大轉變。這裡面不單包括國籍上從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居民身份，轉變成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護照的問題，更包括政治上和心態上重新定位的問題。單說展望未來已經是一種濫調，因為香港的 “過去” 並沒有真正過去。 “無間道” 以臥底探員和匪幫派到警隊的臥底如何面對 “重新做人” 的問題，作為探討香港人共同處境的敘述工具。對於臥底探員來說，”重新做人” 就是回復 “真” 身份，也就是恢復記憶，制止自己繼續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浪，終結那在善惡邊緣的危險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實相乎的 “回歸”，重獲警察這個國家機器的確認，恢復自己原有的正當合法身份。相反，對於一個潛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 “重新做人” ，加入新的秩序的話，就要爲自己 “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記憶，也抹去甚至消滅他人對自己的記憶。究竟香港的故事是陳永仁的故事，亦即在九七年從百多年迷失身份的狀態中走出，回復 “真正” 的、明確的 “中國人” 的政治身份的故事？還是劉健明的 “洗底” 故事，亦即用盡 (包括暴力) 手段，洗脫過去種種 “政治不正確” 的痕跡，以求適應新的政治環境？這是影片擊中要害地為當下香港人最貼身的身份政治打開反思空間之處。

“無間道I” 片中經常朗日高照的天臺，是臥底任務的指派、爭吵和鬥爭的主要舞臺，暗示見不得光的臥底身份，將要在炙熱傷人的陽光下暴露，過去在暗室進行的勾結、交易，將要成爲過去。[8]然而，熾熱的陽光也令人聯想到火紅的煉獄。 “過去” 並未真正過去，因為對 “過去” 的擁有權，仍然是鬥爭和衝突的關鍵。陳永仁在陽光普照的天臺上，不肯和劉健明私下達成交易，讓雙方都有做 “好人” 的機會，因爲他自豪地堅持自己 “真正” 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劉的回答卻是冷冷的一句：誰知道？

如果說過去關於香港人身份迷失的話語，皆有一種懷舊與自憐的味道，反映一種飄泊、離散、無根的失落感的話，劉健明和陳永仁上述冷冷的對話，可說完全換轉了香港身份問題的基本問題意識，因為這段對話把身份問題的權力和政治面向表露無遺。陳和劉均謀求 “重新做人” 之道，但卻處於你死我亡的對立之局，他倆均被毫不饒人的時間節奏所催迫，最後以暴力和記憶的相互 “攤牌” 把電影帶到高潮，暗喻整個 “重新做人” 遊戲的暴力性質。九七年 “重新做人” 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質，就在於時間的無上律令，逼令對 “過去” 進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 “過去”，洽巧就是那種充滿含混，充滿暗室交易，充滿身份錯置，見不得光的勾結遊戲(collaboration)。[9]所以，可以說九七時限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暴力，或更正確的說，是一種歷史主義時間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

“無間道I” 對法理身份和法理時間的諷喻，表現在陳和劉相爭不下的悲劇。委身於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陳永仁，否決了讓 “真身” 原為匪徒的劉 “重新做人” (偽裝為 “好人”) 的選擇，也就是拒絕了繼續玩 “勾結” 的遊戲，但這 “勾結” 的遊戲，卻是香港原來的最基本的政治遊戲方式。陳要堅持正義，一個獨一排他的歷史視點，但它所換來的卻是殺身之禍。[10]勾結遊戲的基礎是含糊性和曖昧性，但回復真正身份的正義嚴辭，都是以消滅含糊和曖昧為代價。香港在 “回歸” 國族身份之後，以往各種屬於這個地方的含糊與曖昧都要被逼消除，這是否一場殺身之禍？

劉健明為了 “重新做人” ，毫不含糊地選擇消滅任何使其新的身份有任何含糊曖昧性的記憶，包括殺死了在他最危難的時候，現身出手相救，從後把陳永仁射殺的另一個匪幫潛伏在警隊的臥底。這個人本以為自己和劉都是韓琛的同門兄弟，救劉是應有之義，也是立功，為將來與劉的合作舖路。但在劉毫不搖擺的 “重新做人” 決心底下，他被劉健明毫不猶疑地殺死，只因為他保留了劉健明真正身份的記憶。香港黑道故事傳統中的兄弟情誼，在 “無間道” 所述的 “重新做人” 律令底下，無情地被粉碎。為徹底完成爲自己 “洗底” 的工作，以便在新的環境和秩序下當一個成功之士，他選擇背叛自己的過去，把 “兄弟” 也殺掉。鎗聲從急速下墜的電梯中傳出，暗室只傳出彈孔所透出的微光。那個空間就象徵著一個善惡無間(無差別)的地獄深淵。電梯停定，走出來的只有劉健明，在那裏，他剛進行過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擇，他重新驕傲地拿起的，是 “證明” 他是 “好” 警察的警察身份證。而倘在電梯內的其餘兩個死者的真正身份，卻沒有人會知道。[11]

如果在 “龍虎風雲” 和 “辣手神探” 等英雄片中，臥底故事內含的身份曖昧主要被用作對現代性 (modernity)(如無情的官僚體制) 的批判， “無間道I” 臥底故事的曖昧性，則用作對香港 “後殖民秩序” 的批判。這個新秩序是關於確立香港人的 “正當” 政治身份，然而確立這身份所需的，卻是 (消滅)記憶的暴力和政治。

無間地獄的 “史詩”：“無間道II”

“無間道I” 以天臺和電梯的空間辯證，講述一個發生於回歸之後六年關於臥底身份和記憶的傳奇故事。然而，無間道II卻進一步把這傳奇的敍事的時間也顛覆掉。它是 “無間道I” 的前傳，說的是一九八零年開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電影的宣傳口號謂，是關於 “一個傳奇的誕生”)。出人意表地，觀衆在 “無間道I” 知覺到的善惡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敍事時間重新打亂和問題化。在第一集中與黑幫相鬥，最後被殺的正直督察黃志誠，原來曾透過勾結黑社會內部份勢力，把黑幫龍頭首領殺掉。事變觸發了黑幫家族底下的五大頭目，産生脫離龍頭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吳鎮宇飾)施計對他們繼續牽制，並準備將他們殲滅，警匪雙方向對方派長期臥底的計劃，亦在這時開始。奇情之處是，臥底探員其實是黑社會新龍頭倪永孝的同父異母兄弟。這個大家族權鬥的故事，包含各條支線，探討夫妻間的情愛忠誠和同事朋友間的兄弟情誼。關鍵人物是前頭目手下的 “忠臣” 韓琛，他被追殺至泰國不死，後答應回港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發動幫會內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過渡爲背境，片中幾個人物亦都面臨 “重新做人” 的抉擇：倪永孝發展 “正行” 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攏 “親中” 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棄黑道事業，變爲 “正當商人”；督察黃志誠要面對如何洗刷他被揭發策劃謀殺，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韓琛要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 “重新做好人”的機會；而臥底探員陳永仁則努力搜集黑社會的犯罪證據，以助瓦解這個他在血緣上從屬的黑社會家族，以便和它割斷關係。然而，韓要報復妻子被殺之仇的欲望，打亂了警方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計劃(因而浪費了臥底陳永仁(本集以余文樂飾)仔細搜集編排，曾說 “絕不能把日子弄錯” 的證據)。結果，督察黃志誠被韓琛設巧計親手殺了倪永孝，國家機器只成了被復仇欲望愚弄的工具。與韓同夥的泰國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殺死，利用和收編了原來單純的爲愛復仇之心。殺人和罪惡的無間斷伸延，於閃念中或有從善之心的韓琛，亦在無間地獄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遠，一切善行惡行的精密平衡和計算，最後都全部失控。因爲，在私人恩怨、個體身份選擇背後的，是跨境跨地爭奪利益，重劃地盤的野心。黑道 “全球化” 的邏輯，無情地嘲弄了 “現代” 的法理公義及 “前現代” 的恩怨情仇。

這種對黑社會家族故事接近史詩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將無間道II比擬爲 “教父” (Godfather)。不過，我以爲只有從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讀出這兩集無間道電影之間的有機統一，及有別於一般黑道影片之處。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滿內憂外患，權鬥不斷，一邊是常抱異心的分離主義者，一邊是意欲一統天下的野心家。傳統價值的忠誠和忠貞，與不規矩的貪念欲望流動，出現無休止的較量。如果這個故事，可以被讀成中國近代史(或華人家族式社會)的某一種縮影的話，那陳永仁這個 “同父異母” 的臥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劇，在於他決意 “做好人”(不單只是一個能完成任務的警察)，與自身家族的罪惡、傳統和恩怨告別，並因此而向現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機會，卻是要接受臥底任務，潛伏在自己家族之內，當一個隨時被揭發向另一種制度、另一套價值效忠的 “叛徒”。而當 “無間道II” 細訴了陳的過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實正是他的殺父仇人，情節之反諷詭異，一如香港的真實歷史。因為，如果鴉片戰爭之恥可以比作殺父之仇，那幫助爲中華民族文化注入現代法理價值，於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務，甚或會招來殺身之禍。香港人積極支援北京學生運動，長期拒絕遺忘六四，其處境就如作自己家族的臥底？現實中，記者程翔的命運，是否就是香港命運的縮影，在現實的舞台上上演 “無間道” 故事？

二十年來，活在種種 “親英” 還是 “親中” 的拉扯角力當中的香港人，在陳永仁身上，難以閱讀不出一種集體經驗。當陳決意下大決心 “做好人”，選擇繼續秉承警察職志，完成臥底任務時，他卻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擄教育他的殉職教官致敬。 “無間道I” 的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對自己的 “過去” 當中，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交纏的複雜體認。不過，陳一心以爲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幫犯罪證據，以求一個歷史和法律裁決，爲實現現代理性公正的夢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復仇欲望和權術詭詐共同鼓起的竄流暗湧下，他的努力最終盡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爲他要尋回 “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 “過去” 的 “真實” 記憶(authentic memory)，收集 “真實” 的歷史證據，將之交付公義裁決，實際上是有點過份純真率直，具威脅性，卻又非常危險。

“無間道II” 承接了上一集 “重新做人” 的題旨，對香港後殖民秩序作了一個宏觀的歷史反思。這個秩序既非現代性的深化落實，也非一個過去香港黑道題材影片一直塑造的那個可以歌頌和繼續依靠的前現代 “非市民社會”。相反地，這兩種社會理想中那些神話化的價值，例如法理公正和兄弟義氣、家族忠誠，都受到偏擺和扭曲。片末以九七主權移交典禮為背景，由白道重投黑道的韓琛，思憶已亡的妻子，淚光在忽明忽暗的面上閃爍，鏡頭交接深鎖眉頭的黃志誠，和他手中的被殺的倪家全家血腥照片，和回歸交接大典的莊嚴場面，及警察忙於換旗換徽的景象。而最後是意得志滿的韓琛 (儼然是另一個韓琛) 推門向眾參加回歸酒會的嘉賓祝酒，迎接盛世繁華。道德和情緒對照極大、歷史與個人交織辯證的鏡頭交互剪接，是非、恩怨與善惡的分界日益曖昧不明，九七回歸所預設的歷史和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在這個黑幫故事電影被徹底嘲弄。

身份錯亂與左右逢源： “無間道III”

如果說首兩集 “無間道” 的臥底群像，舖開了一個交錯的香港殖民歷史時空下，香港人主體性問題，在心理上和道德選擇上的焦慮困局，那不應忽略的是， “無間道” 系列並沒有以自憐、自傷的態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謂雙重身份、雙重效忠、身份迷失等問題。相反地， “無間道” 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編排，並非單純以一個線性時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斷回溯來重寫上一二集的角色，打開觀眾觀賞和評價的可商議空間。這一種不斷重寫的敘事策略，我以為特別適合探討香港的身份政治，因為香港的雙重身份問題，正好並非一個單聲獨白的故事可以道盡，而是有多重書寫甚至多重解讀的可能。第二集改寫了督察黃志誠在第一集的一貫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點，以探討他的歉疚。這集也改寫了韓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誠、恩義、情愛之間糾纏掙扎。結果他捨善道而行惡道也是形格勢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則下驅使的結果。

系列第三集 “終極無間” 一方面著墨於後九七更大的空間格局，引入沈澄／影子(陳道明飾)和楊錦榮(黎明飾)的新角色，以帶出大陸公安／黑幫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寫了陳永仁(梁朝偉)和劉健明(劉德華飾)兩個臥底的形象和性格。這一集的劉健明，也改變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閱陳的心理治療檔案而進入了陳的內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殘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個嚮向公義的自我浮現，但這也使他掉進了一個負罪者自我揭發，無法區分雙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陳永仁，卻不再只是被描述為身份悲劇的犧牲品，他其實並非因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傾向 (他的暴力其實是韓琛測試他的忠誠而被逼作出的)。這個被重寫過的陳永仁，是一個不斷頑抗警察體制將他的處境 “病理化”，與治療語言相互戲耍的頑強人物。[12]

“終極無間” 拒絕自傷自憐地看雙重身份，還可以在新加入的楊錦榮及沈澄兩個人物得到引證，因為兩人在影片中都有不同性質的雙重及含混身份。而對兩者的 “真正” 身份，影片其實最終也沒有交代清楚。觀眾可以接受那個 “官方” 版本，認為後者是執行臥底任務的大陸公安，而前者是協同大陸公安查案的香港高級警察。但觀眾也可以代入片中劉健明那種懷疑的視角，把各種疑團、線索，例如楊錦榮和韓琛在圖書館的秘密會面，視作為楊錦榮其實是韓琛安插在警隊的另一臥底的 “證據”，而沈澄則是在大陸既為官府亦屬黑道的雙重人物。 “終極無間” 對雙重身份問題的開放詮釋，雖然使不少觀眾撲朔迷離，但楊錦榮這一角色，對影片整體的這一種結構性的含混，事實上作了很有興味的註解。

楊錦榮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間，司職黃志誠所指 “有很多秘密”、 “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 的 “保安課”，左右逢源，實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後九七政壇新人格。他那副冷峻無情、滿懷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陳永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苦惱於自身雙重身份的臥底們所欠奉的。他為求政治上把台灣黑道掃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贓捏造偽證。而他也透露，他早於警校時期，開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於懂得寫報告。他從不猶疑或迷惑於真相、身份，因為他有懂得寫報告的能力。這點既是指涉他這個角色，也是指涉作為敘事工具的電影，以及香港歷史現實中的情況。

既然三集 “無間道” 都可以對不同角色的屬性一再重拍、重寫，重新估價，觀眾所需的並非誰是忠、誰是奸的終極答案，而是重新閱讀、重新審視的空間。身份問題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身份的有或沒有、遣失或尋找、記憶與遺忘、證據與指控，也不在於它帶來的是喜劇團圓還是悲劇感傷，而是關於 “再現”(representations)及 “再現” 的權力。

楊錦榮的自得自滿，相對於劉健明的迷亂瘋狂，陳永仁的無辜喪命，合組成香港雙重身份的文化權力大架構在改朝換代下的浮世繪。但箇中誰是忠、誰是奸，誰有罪，誰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等等，並不在乎有沒有證據佐證終極的答案，而在於是誰人為甚麼原因擁有甚麼權力去重寫、重演、重看、重讀。然而，這種重寫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弱 “無間道” 系列作為一齣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說，沈澄的含混和神秘，毫無淡化這個角色所具體指涉的後九七香港政治實況。而他這種亦官亦匪的形象，正切合許多香港人對大陸當權者的觀感。而楊錦榮的多重面貌，則更直率地說明一種關於某種香港人在九七之後，努力在新朝代、新權力格局之下進取爭先的策略。他們不是擺脫了雙重身份，而是政治性地挪用雙重身份。而整個 “無間道” 系列，作為關於香港歷史境遇的政治寓言，成就正在於串連起香港電影傳統中各種相關的悲劇情節，卻亦能擺脫了香港文化討論中關於雙重身份、雙重文化等論述往往內蘊著的傷感主義濫調，開啟了歷史和政治層面上的諷喻和批判。而這點批判卻既是實質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學／認知形式上的。

作爲無間道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香港九七問題的出現，以及這個問題所爭持的，是關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有關條約的法理性，以及關於新界地區租約的時效性。整個爭論所先設的，是那套深植于現代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內的線性法理歷史敍事時間觀。一直以來，香港問題的官方陳述，都視之爲 “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彰顯歷史的公義。但是，香港現代文化角色的難局，並沒有隨九七的時間界線被越過而改變。時間的序列(編好號碼和日子的證據)並非等同公義的序列，每個新的時間開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復歸，也不是新的出發，而是另一場表演和扮裝。[13]就如 “無間道II” 中一幕：剛在九七之前，黃志誠督察面對謀殺指控，雖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認罪，但警方的內部聆訊卻一力爲黃掩飾，否定各種證供。平行剪接的鏡頭又不時跳到劉健明在警隊的升職考核場面，他被問到對九七後的前景有沒有信心，匪徒臥底的劉卻以一口流利的英語說：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會支援我”)。顯見，法理公義的時間並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實是 “再現” 的權力。

“無間道” 系列以不斷重寫人物的開放結構為中心，但整體上又提供一個宏大而反諷的歷史敘事：九七不是一個大審判的時刻，但也是一個 “大審判” 的時刻。因為人們都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身份以便迎接 “未來”。面對這場要 “重新做人” 的大決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領導人首肯爲 “當中也有愛國人士” 的黑道豪強。九七這場 “大審判” 以回歸 “真正” 身份為戲碼，但結果似乎更合於以背叛、出賣、勾結、”轉軑”、變臉爲能事的各式豪強。一方面我們看見，陳永仁在九七之前，於掛著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幟的墓地，向殉職警察同事立志完成臥底任務，但九七之後，他仍繼續過 “三年又三年” 沒完沒了的臥底生涯。公義的時間似乎停頓下來，亦隱喻香港人作為一個身負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劇，似是沒完沒了。但另一方面，隨九七逼近而大步發展的，卻是黑社會權術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壇(差一點被推舉爲政協代表)。及後韓琛雖然經歷劫難，終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酒會上，得意洋洋地舉杯。換旗、換徽，一個大時代的開展，卻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改變。

九七之後，黑社會仍是香港政經權力形構核心的最佳隱喻，他們或會死於仇殺，或會死於被騎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們真正的競爭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 “政治／國家權力” 架構的同類，以及與後者共謀的 “勾結者”。因為只有這些既能把弄雙重身份，卻又沒有身份認同和道德原則包袱的政治 “勾結” 行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滅和捏造歷史記憶和證據的權力，使他們得心應手地駕馭各式政治忠誠的遊戲。它們沒有過渡九七，它們反是關於九七，關於前後的記憶和身份的主宰。這種權力形構，既是黑社會的，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來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一樣，既是罪犯的，也不單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義的，但更多是屬於勾結者的。所以楊錦榮和沈澄究竟是公安還是黑道，其實並不重要。

誠然，今天的香港，並非如電影世界所想像的，僅只是一個由黑社會把持的 “罪惡之都”，但放眼更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那恐怕還是一個由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和勾結者當道的世界。他們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攏，也會隨時背叛任何人和原則，在他們中間，起主宰作用的行爲邏輯，恐怕還是符應著與百多年香港歷史共同推進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文化政治形構。這個 “無時間、無空間”，不隨時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運作的文化權力形構，或者也就可以像這系列電影一樣叫作 “無間道”。

[1] 見Carroll, J. M. (1999)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pp.13-29.

[2] 見Munn, C. (2000)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85” in Brook, T. & Wakabayashi, T.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據史學家Lethbridge所記載，東華醫院襄理每愛邀請港英官員造訪，而每次會面期間，他們均身穿自購的清廷官服，佩頂戴花翔，儼如身負清廷官職，試圖借此提高他們在英人心目中，作爲華人社群領導者的地位。見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見Sinn, E.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Law, Wing-sang (2003)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亦可參考 Carroll, J. M. (2005) Edges of Empi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周奕 (2002) 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7] 見朗天(2003)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四章作者對 “失憶遊戲” 的分析。

[8] 事實上，臥底和上司在天台接觸，自嘲全世界只有一個人知道臥底的真正身份的橋段，是向 “辣手神探”(1992)中梁朝偉和上司陳欣健接觸的同一幕致敬。

[9] 參閱拙作Law Wing-sang (2002)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10] 這裏對法理身份的歷史諷喻在於九七問題是因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約，在英方而言要解決，但從來不承認條約有效性的中國，卻以此來收回整個香港，包括原來是 “永久割讓” 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當初提出條約問題，希望英人能延續其統治，香港 “維持現狀” 的香港富豪，卻觸動了一個原初意想不到的歷史效應，使整個香港交回中國。

[11] 為了遷就中國大陸市場， “無間道I” 的大陸版安排劉健明被捕，以符合壞人最終不得逞的限制，但沒有交代過程。本文分析是基於香港版的結局。

[12]陳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實脫胎自九十年代香港臥底電影中臥底“去悲劇化”的前文，和對身份的“演出”性質的體會。而與心理治療師(陳慧琳)周旋的情節，更有向另一齣臥底電影 “豪情蓋天” (1997)中心理學家(吳鎮宇)對出走臥底張耀揚不斷研判的情節致意的味道。

[13] 視身份作為表演和扮裝的文化理論，可參看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