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的世界

時間的暴力．記憶的政治---電影 “無間道” 系列的寓言解讀

2007-03-06T06:14:00.000-08:00

(<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一文節本，刊於<字花>第二期，2006)

“無間道I” 在2002年上映，當時我剛好完成一篇關於香港殖民史述的長篇論文，腦子裡還是一大堆論文也整理不過來，雜亂無章的 “香港經驗”。處身在已化成廢墟般的各式香港歷史大敘述周邊，面對的是02-04年間令人無言以對的政治現實，我看了三集 “無間道”。每次散場之後，腦子裡總交叠著電影畫面、歷史片斷和當前現實的一鱗半爪，那種震撼久久難息。

我開始求助於文化研究鼻祖Raymond Williams關於 “情緒結構” 的概念，以疏理這種觀影經驗和困擾著的情緒，並開始翻看和搜索任何與臥底題材有關的香港電影。

Williams認為，“情緒結構” 是特定時空下活生生地感到生活質地的感覺，它源自活生生的生活體驗，但又給予這些零散的體驗一種結構的關聯。它無法以清晰的概念或意識形態的術語表陳，因為它總是置身於這些固定的概念工具之外，處於一種萌芽的狀態，顯現為某種衝動、聲調、不安、張力、甚至精神障礙或者情緒困擾。雖然 “情緒結構” 常不能得以概念表達，但卻往往以文學、電影、戲劇等想像的方式承載。文學不是虛構，作品不是源自天才，電影，也不純粹是文化工業產製的消費品。一如Williams所說，它們可以是情緒結構的載體，是 “以感覺形式出現的思想、也是以思想形式出現的感覺”。

下面的文章也許並非正規的電影評論，而是歷史陳述和電影文本的對話和相互詮釋的記錄，也可以看成是我的觀影後記，某種精神困擾的自(字)療記錄，又或者香港的過去和當下現實的評註。這段關於時間與記憶、書寫與歷史的遊歷歷程，得從鴉片戰爭開始。

“勾結式殖民主義”

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有即時爲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爲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Elliot)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遊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爲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英人]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衆提供保護”，並視之爲一 “公義之舉”。[1]

事實上，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爲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爲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 “蛋家” 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著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墾殖(colonized)。爲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 “勾結者” (collaborators)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爲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往後，香港在鴉片貿易和大規模的苦力(coolie)貿易中迅速發展，漸次成爲東亞鴉片和苦力買賣的最大中轉站，洋人與華人在這些貿易中，共同分享利益，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初。當其時，香港市內煙館、賭館、娼館林立，罪惡橫行。英人既不願意，亦無力直接管治華人，甚至早年曾試圖正式確立華洋隔離分治的法律制度，亦未能成功。原因在於，香港與其他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不同的是，英國人甚至找不到這裏的地方長老，行使另一套適用于華人的法律，以便建立一種持久的 “間接管治”。再者，從這些以各種犯罪、冒險活動而致富的華人群體中，英人根本找不到他們能信靠，和真正會執行法律的清廉華人警治隊伍。[2]

所以，早期香港的一段長時間內，雖然港英殖民當局擁有非常集中的專制權力，但另一方面，這些權力卻甚少被運用于華人事務的管理，逐漸形成一種華人新富與英人保持互不干涉的政治關係。華人新富集居在太平山，建立起 “文武廟” ，司管祭祀和非正式地處理各種華人之間的事務糾紛，積極地扮演他們以前曾被禁止擔任的中國傳統士紳(gentry)角色，形成一個實質上而非法律上的自治社群。這群華人新富的政治地位，從沒有被英國人正式確認，當中有不少人，更長期被清政府視爲賣國叛徒。不過，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卻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而日益膨脹。

“東華醫院” 是繼文武廟後香港第一個具正式規模的華人自治組織，它以一個慈善機構的面貌出現，但在其最鼎盛時期，功能卻非常多樣。東華醫院的華人精英，雖無法在港英政府機構內取得正式的華人代表位置，他們卻積極在滿清和港英政府之間，尋求以各種策略，提升其政治和社會地位。[3]他們懂得和英人打交道，能操中英雙語，自封為華人 “代表”，慢慢把自己培養成一班具備特殊的 “外交” 本領，甚至能助清廷官府處理洋務的中間人。改革派官員張之洞，亦曾透過東華醫院向洋人及海外華人社群搜集情報和打交道。此時的東華醫院，地位可謂如日方中。所以，雖然英國人並沒有給予它官式確認的法律地位，它卻同時起著儼如市政府、裁判所之職，甚至一度成爲一個非正式的中國駐港領事。[4]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年，東華醫院正急劇上升的政治影響力，卻招來香港歐籍社群的不滿，並懷疑它是一個(受清廷指使)，圖謀顛覆港英政府的 “秘密會社” ，要求港府徹底調查。自此，英人遂立意抑制東華醫院的膨脹，並開始著意培養接受全面英式教育的華人精英，栽培他們爲香港華人的 “代表”。從這時候開始，文化和教育上的殖民主義，才在香港展開，爲英人培養其信賴的 “土著紳士” (native gentleman)。

由於英國銳意介入洋務運動，扶持清廷的改革派官僚，所以，香港的英語教育除了為英國培養了忠順英國的一代華人精英，也同時使他們成為新一輩的雙文化精英。因為他們既懂效忠于英帝國，也協力推動清朝的洋務改革，實質上背負了雙重身份，實踐雙重效忠。對於這段早期殖民歷史所涉的英人與華人關係，史家多描述為華洋社群互不相涉，視之為香港殖民主義例外性質(exceptionalism)的證據。但我認為 “勾結式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一詞，應更能準確反映中間的曖昧關係[5]，這概念也可以說明積淀在香港文化歷史當中的 “政治潛意識” (political unconscious)，甚至有助解釋香港獨特的政治主體性如何在今日(仍難以) 産生。

事實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從中國大陸移進的人口雖不斷增加，但香港的基本政治架構卻並無大改變。殖民政府和它所培養的 “高等華人” ，共同分享著這個 “勾結式殖民主義” 形構的權力。雖然二十世紀共和革命和民族主義興起，但這一批雙語精英也沒有減低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反而因著進退於香港之便，甚至不時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英國勢力，成爲協助民國革命和建立民國政府的人。他們以政治關係推動商業市場拓展，亦以經濟實力更深地捲入不同的政黨和軍閥派系的傾軋和爭逐中去。

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更成了國共鬥爭的場地及冷戰前哨，是敵對各方諜報搜集和交易的場所。警方政治部亦以搜集情報爲目的，監控社會各種政治勢力。政治恐懼的氣氛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政治忠誠也差不多是涉及到每一個香港人的親身經驗。中國大陸上歷次政治運動，亦不時使 “香港人”、 “香港關係” ，甚至 “曾經居港／到港” 的背境，變成政治鬥爭中互相質疑政治忠誠的罪證。六七年香港的左派群衆曾發起暴動，目的之一是逼使香港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但他們在死傷無數的暴動發生之後才明確獲悉，中央政策是要 “長期利用” 香港的特殊位置，無意急於收回。[6]可見，香港在一百多年以來，都未有擺脫自身糾纏在帝國的、國族的、意識形態上的各種深謀遠慮的大計之中的宿命，就好像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永遠都在承擔著某些未必可以告人的 “偉大而秘密” 的任務。

我認為，上述這種以政治忠誠為主要內容的身份含糊狀態，及箇中潛伏的危機，實在要比狹義的文化混雜性，更能說明香港過去及當中的文化政治特質，而這種尶尬的政治身份焦慮，潛藏在各式的文化文本當中，當中最形象的表達是八十年代之後香港電影中不斷重複的 “臥底” 主題。在 “邊緣人”(1981)、 “龍虎風雲”(1987)、“省港旗兵續集”(1987)、“英雄本色II” (1987)、 “辣手神探”(1992)等燴炙人口的英雄片、警匪片中，臥底題材不斷被發揮，後來更在 “逃學威龍”(1991)、“古惑仔II”(1996)、 “喜劇之王”(1999) 等喜劇及青春電影中出現，迂迴發展，相互指涉，構成了一個潛在的次類型，往往隱喻地述說著香港人的政治含糊性及其命運。

時間．記憶．身份

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是 “勾結式殖民主義” 下香港人對自身擔負已久的政治含糊性的重大考驗。所謂 “九七大限” 的說法，表達出 “一九九七” 這項有如泰山壓頂的時間律令下人們的被動和無奈。這項政治考驗，也同時 “吹縐一池春水” ，擾動了香港文化意識中複雜錯置的歷史感和時間意識。而這種對時間和歷史錯置的高度敏感，也是九七前後一系列被評論家朗天稱為 “九七電影” 的基本精神。

從大部份香港人親身感受到的文化經驗來說，一百五十多年來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種種 “過去” (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 “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一個統一版本的歷史命運。在 “線性歷史觀” 下所描畫的 “歷史” 長河中，香港完成了政治 “回歸”。然而， ‘回歸’ 並非意味著香港人找到了一個原鄉式的 “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 “大限”，毋寧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政治角力，也是一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九七是這樣一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彷如一個讓每個人 “重新做人” 的生死大關。

然而，正由於各人身處位置不同，經驗不同，在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面前，並沒有一條放諸天下而皆合乎道義標準的公式，讓人整理自己的 “過去”，因而，社會上產生各式各樣的焦慮，文化想像上也出現了不同的回應方式。有人尋回過去失落了身份的回憶，有人力挽狂瀾，在即將消逝的 “現在”，保存這個即將失去的身份的回憶，也有人以爲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對這一切都聲稱曾經擁有，保留追究、索償的 “權利”。時間的政治角力也就引伸出環繞記憶的拉扯。記憶問題在香港具有特別意義，更在於自八九年北京學運以來的十幾年，香港一直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問題糾纏不休，關於六四的 “記憶的政治” ，更儼然發展成香港政治主體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香港在過渡期末的電影，就出現了多種關於 “過去” 記憶的題材，其中包括 “恢復記憶” 和 “失憶” 這兩種主題，一些敍述關於失憶之後找尋那失落了的”記憶”的故事，另一些則講述如何爲了逃避痛苦而選擇 “失憶”，分別展示對九七的記憶政治的不同取態。[7]

憶的政治與時間的暴力： “無間道I”

無間道(Infernal Affairs)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但環繞 “無間道” 的評論，多從它作為一齣出色的警匪類型片的角度出發，但我更喜愛這系列內藏的 “政治寓言” 。因為這系列能引起香港觀眾巨大共鳴的原因，我認為乃在於它成功的表達了一些關於時間、歷史、身份等問題上，九七的正式官方話語和述說都無法表達的、獨特的 “情緒結構”。

“無間道” 廣受稱頌的一個因素是其劇本，它把臥底題材大加發揮，超越了八十年代以來，把臥底寫成悲劇人物的傳統。臥底不再單指警方派到匪幫的臥底，也包括匪幫派進警隊的長期臥底。於是，臥底就成了一種更有廣泛意含的 “身份錯置” 的象徵。第一集的 “無間道”，把臥底探員陳永仁(梁朝偉飾)和臥底匪徒劉健明(劉德華飾)兩人的身份錯置，編寫成兩人你死我活的鬥爭，而這也是環繞身份的記憶的鬥爭。因為當劉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隊的職權)，追查誰是破壞匪幫的臥底探員之時，匪幫首領韓琛(曾志偉飾)，卻派人把陳的上司黃志誠(黃秋生飾)打死了。但黃卻是惟一能證明陳乃臥底探員的人，掌握著關於陳的身份的全部記憶。這 “身份” 的機密記憶，只剩下劉健明可以替陳恢復，但陳後來偶然知道，這個事業上正如日方中的劉，其實正是潛伏在警察內部的臥底，兩人的對決就不可避免。

自 “邊緣人” (1981) 以來，臥底如何回復真正的身份，已成香港臥底題材電影的經典結構，它的悲劇性在於對回復 “真正身份” 的執著。但 “無間道” 並沒有停留在重覆這個悲劇故事，而是要討論一個更深入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才能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不一定是回復原來身份，但 “重新做人” 的歷程，一定要求每一個人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因為只有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才能真正面對 “將來” 。然而， “過去” 並不會完整自動呈現， “過去” 只能透過記憶、記錄、檔案而留存。於是，如何處理這些記憶、記錄和檔案，誰人擁有這些記憶、記錄和檔案等，都變得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關於這些 “過去的痕跡” 的所有權，都會變成能否建立當下或未來身份的重要關鍵。而這些也不是一己之事，因為一個人的過去，也會是以記憶、記錄和檔案的方式為別人甚至公共機構所擁有。

港跨越九七，也面對一個相等於 “重新做人” 的大轉變。這裡面不單包括國籍上從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居民身份，轉變成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護照的問題，更包括政治上和心態上重新定位的問題。單說展望未來已經是一種濫調，因為香港的 “過去” 並沒有真正過去。 “無間道” 以臥底探員和匪幫派到警隊的臥底如何面對 “重新做人” 的問題，作為探討香港人共同處境的敘述工具。對於臥底探員來說，”重新做人” 就是回復 “真” 身份，也就是恢復記憶，制止自己繼續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浪，終結那在善惡邊緣的危險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實相乎的 “回歸”，重獲警察這個國家機器的確認，恢復自己原有的正當合法身份。相反，對於一個潛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 “重新做人” ，加入新的秩序的話，就要爲自己 “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記憶，也抹去甚至消滅他人對自己的記憶。究竟香港的故事是陳永仁的故事，亦即在九七年從百多年迷失身份的狀態中走出，回復 “真正” 的、明確的 “中國人” 的政治身份的故事？還是劉健明的 “洗底” 故事，亦即用盡 (包括暴力) 手段，洗脫過去種種 “政治不正確” 的痕跡，以求適應新的政治環境？這是影片擊中要害地為當下香港人最貼身的身份政治打開反思空間之處。

“無間道I” 片中經常朗日高照的天臺，是臥底任務的指派、爭吵和鬥爭的主要舞臺，暗示見不得光的臥底身份，將要在炙熱傷人的陽光下暴露，過去在暗室進行的勾結、交易，將要成爲過去。[8]然而，熾熱的陽光也令人聯想到火紅的煉獄。 “過去” 並未真正過去，因為對 “過去” 的擁有權，仍然是鬥爭和衝突的關鍵。陳永仁在陽光普照的天臺上，不肯和劉健明私下達成交易，讓雙方都有做 “好人” 的機會，因爲他自豪地堅持自己 “真正” 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劉的回答卻是冷冷的一句：誰知道？

如果說過去關於香港人身份迷失的話語，皆有一種懷舊與自憐的味道，反映一種飄泊、離散、無根的失落感的話，劉健明和陳永仁上述冷冷的對話，可說完全換轉了香港身份問題的基本問題意識，因為這段對話把身份問題的權力和政治面向表露無遺。陳和劉均謀求 “重新做人” 之道，但卻處於你死我亡的對立之局，他倆均被毫不饒人的時間節奏所催迫，最後以暴力和記憶的相互 “攤牌” 把電影帶到高潮，暗喻整個 “重新做人” 遊戲的暴力性質。九七年 “重新做人” 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質，就在於時間的無上律令，逼令對 “過去” 進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 “過去”，洽巧就是那種充滿含混，充滿暗室交易，充滿身份錯置，見不得光的勾結遊戲(collaboration)。[9]所以，可以說九七時限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暴力，或更正確的說，是一種歷史主義時間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

“無間道I” 對法理身份和法理時間的諷喻，表現在陳和劉相爭不下的悲劇。委身於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陳永仁，否決了讓 “真身” 原為匪徒的劉 “重新做人” (偽裝為 “好人”) 的選擇，也就是拒絕了繼續玩 “勾結” 的遊戲，但這 “勾結” 的遊戲，卻是香港原來的最基本的政治遊戲方式。陳要堅持正義，一個獨一排他的歷史視點，但它所換來的卻是殺身之禍。[10]勾結遊戲的基礎是含糊性和曖昧性，但回復真正身份的正義嚴辭，都是以消滅含糊和曖昧為代價。香港在 “回歸” 國族身份之後，以往各種屬於這個地方的含糊與曖昧都要被逼消除，這是否一場殺身之禍？

劉健明為了 “重新做人” ，毫不含糊地選擇消滅任何使其新的身份有任何含糊曖昧性的記憶，包括殺死了在他最危難的時候，現身出手相救，從後把陳永仁射殺的另一個匪幫潛伏在警隊的臥底。這個人本以為自己和劉都是韓琛的同門兄弟，救劉是應有之義，也是立功，為將來與劉的合作舖路。但在劉毫不搖擺的 “重新做人” 決心底下，他被劉健明毫不猶疑地殺死，只因為他保留了劉健明真正身份的記憶。香港黑道故事傳統中的兄弟情誼，在 “無間道” 所述的 “重新做人” 律令底下，無情地被粉碎。為徹底完成爲自己 “洗底” 的工作，以便在新的環境和秩序下當一個成功之士，他選擇背叛自己的過去，把 “兄弟” 也殺掉。鎗聲從急速下墜的電梯中傳出，暗室只傳出彈孔所透出的微光。那個空間就象徵著一個善惡無間(無差別)的地獄深淵。電梯停定，走出來的只有劉健明，在那裏，他剛進行過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擇，他重新驕傲地拿起的，是 “證明” 他是 “好” 警察的警察身份證。而倘在電梯內的其餘兩個死者的真正身份，卻沒有人會知道。[11]

如果在 “龍虎風雲” 和 “辣手神探” 等英雄片中，臥底故事內含的身份曖昧主要被用作對現代性 (modernity)(如無情的官僚體制) 的批判， “無間道I” 臥底故事的曖昧性，則用作對香港 “後殖民秩序” 的批判。這個新秩序是關於確立香港人的 “正當” 政治身份，然而確立這身份所需的，卻是 (消滅)記憶的暴力和政治。

無間地獄的 “史詩”：“無間道II”

“無間道I” 以天臺和電梯的空間辯證，講述一個發生於回歸之後六年關於臥底身份和記憶的傳奇故事。然而，無間道II卻進一步把這傳奇的敍事的時間也顛覆掉。它是 “無間道I” 的前傳，說的是一九八零年開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電影的宣傳口號謂，是關於 “一個傳奇的誕生”)。出人意表地，觀衆在 “無間道I” 知覺到的善惡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敍事時間重新打亂和問題化。在第一集中與黑幫相鬥，最後被殺的正直督察黃志誠，原來曾透過勾結黑社會內部份勢力，把黑幫龍頭首領殺掉。事變觸發了黑幫家族底下的五大頭目，産生脫離龍頭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吳鎮宇飾)施計對他們繼續牽制，並準備將他們殲滅，警匪雙方向對方派長期臥底的計劃，亦在這時開始。奇情之處是，臥底探員其實是黑社會新龍頭倪永孝的同父異母兄弟。這個大家族權鬥的故事，包含各條支線，探討夫妻間的情愛忠誠和同事朋友間的兄弟情誼。關鍵人物是前頭目手下的 “忠臣” 韓琛，他被追殺至泰國不死，後答應回港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發動幫會內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過渡爲背境，片中幾個人物亦都面臨 “重新做人” 的抉擇：倪永孝發展 “正行” 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攏 “親中” 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棄黑道事業，變爲 “正當商人”；督察黃志誠要面對如何洗刷他被揭發策劃謀殺，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韓琛要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 “重新做好人”的機會；而臥底探員陳永仁則努力搜集黑社會的犯罪證據，以助瓦解這個他在血緣上從屬的黑社會家族，以便和它割斷關係。然而，韓要報復妻子被殺之仇的欲望，打亂了警方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計劃(因而浪費了臥底陳永仁(本集以余文樂飾)仔細搜集編排，曾說 “絕不能把日子弄錯” 的證據)。結果，督察黃志誠被韓琛設巧計親手殺了倪永孝，國家機器只成了被復仇欲望愚弄的工具。與韓同夥的泰國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殺死，利用和收編了原來單純的爲愛復仇之心。殺人和罪惡的無間斷伸延，於閃念中或有從善之心的韓琛，亦在無間地獄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遠，一切善行惡行的精密平衡和計算，最後都全部失控。因爲，在私人恩怨、個體身份選擇背後的，是跨境跨地爭奪利益，重劃地盤的野心。黑道 “全球化” 的邏輯，無情地嘲弄了 “現代” 的法理公義及 “前現代” 的恩怨情仇。

這種對黑社會家族故事接近史詩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將無間道II比擬爲 “教父” (Godfather)。不過，我以爲只有從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讀出這兩集無間道電影之間的有機統一，及有別於一般黑道影片之處。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滿內憂外患，權鬥不斷，一邊是常抱異心的分離主義者，一邊是意欲一統天下的野心家。傳統價值的忠誠和忠貞，與不規矩的貪念欲望流動，出現無休止的較量。如果這個故事，可以被讀成中國近代史(或華人家族式社會)的某一種縮影的話，那陳永仁這個 “同父異母” 的臥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劇，在於他決意 “做好人”(不單只是一個能完成任務的警察)，與自身家族的罪惡、傳統和恩怨告別，並因此而向現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機會，卻是要接受臥底任務，潛伏在自己家族之內，當一個隨時被揭發向另一種制度、另一套價值效忠的 “叛徒”。而當 “無間道II” 細訴了陳的過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實正是他的殺父仇人，情節之反諷詭異，一如香港的真實歷史。因為，如果鴉片戰爭之恥可以比作殺父之仇，那幫助爲中華民族文化注入現代法理價值，於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務，甚或會招來殺身之禍。香港人積極支援北京學生運動，長期拒絕遺忘六四，其處境就如作自己家族的臥底？現實中，記者程翔的命運，是否就是香港命運的縮影，在現實的舞台上上演 “無間道” 故事？

二十年來，活在種種 “親英” 還是 “親中” 的拉扯角力當中的香港人，在陳永仁身上，難以閱讀不出一種集體經驗。當陳決意下大決心 “做好人”，選擇繼續秉承警察職志，完成臥底任務時，他卻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擄教育他的殉職教官致敬。 “無間道I” 的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對自己的 “過去” 當中，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交纏的複雜體認。不過，陳一心以爲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幫犯罪證據，以求一個歷史和法律裁決，爲實現現代理性公正的夢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復仇欲望和權術詭詐共同鼓起的竄流暗湧下，他的努力最終盡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爲他要尋回 “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 “過去” 的 “真實” 記憶(authentic memory)，收集 “真實” 的歷史證據，將之交付公義裁決，實際上是有點過份純真率直，具威脅性，卻又非常危險。

“無間道II” 承接了上一集 “重新做人” 的題旨，對香港後殖民秩序作了一個宏觀的歷史反思。這個秩序既非現代性的深化落實，也非一個過去香港黑道題材影片一直塑造的那個可以歌頌和繼續依靠的前現代 “非市民社會”。相反地，這兩種社會理想中那些神話化的價值，例如法理公正和兄弟義氣、家族忠誠，都受到偏擺和扭曲。片末以九七主權移交典禮為背景，由白道重投黑道的韓琛，思憶已亡的妻子，淚光在忽明忽暗的面上閃爍，鏡頭交接深鎖眉頭的黃志誠，和他手中的被殺的倪家全家血腥照片，和回歸交接大典的莊嚴場面，及警察忙於換旗換徽的景象。而最後是意得志滿的韓琛 (儼然是另一個韓琛) 推門向眾參加回歸酒會的嘉賓祝酒，迎接盛世繁華。道德和情緒對照極大、歷史與個人交織辯證的鏡頭交互剪接，是非、恩怨與善惡的分界日益曖昧不明，九七回歸所預設的歷史和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在這個黑幫故事電影被徹底嘲弄。

身份錯亂與左右逢源： “無間道III”

如果說首兩集 “無間道” 的臥底群像，舖開了一個交錯的香港殖民歷史時空下，香港人主體性問題，在心理上和道德選擇上的焦慮困局，那不應忽略的是， “無間道” 系列並沒有以自憐、自傷的態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謂雙重身份、雙重效忠、身份迷失等問題。相反地， “無間道” 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編排，並非單純以一個線性時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斷回溯來重寫上一二集的角色，打開觀眾觀賞和評價的可商議空間。這一種不斷重寫的敘事策略，我以為特別適合探討香港的身份政治，因為香港的雙重身份問題，正好並非一個單聲獨白的故事可以道盡，而是有多重書寫甚至多重解讀的可能。第二集改寫了督察黃志誠在第一集的一貫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點，以探討他的歉疚。這集也改寫了韓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誠、恩義、情愛之間糾纏掙扎。結果他捨善道而行惡道也是形格勢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則下驅使的結果。

系列第三集 “終極無間” 一方面著墨於後九七更大的空間格局，引入沈澄／影子(陳道明飾)和楊錦榮(黎明飾)的新角色，以帶出大陸公安／黑幫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寫了陳永仁(梁朝偉)和劉健明(劉德華飾)兩個臥底的形象和性格。這一集的劉健明，也改變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閱陳的心理治療檔案而進入了陳的內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殘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個嚮向公義的自我浮現，但這也使他掉進了一個負罪者自我揭發，無法區分雙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陳永仁，卻不再只是被描述為身份悲劇的犧牲品，他其實並非因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傾向 (他的暴力其實是韓琛測試他的忠誠而被逼作出的)。這個被重寫過的陳永仁，是一個不斷頑抗警察體制將他的處境 “病理化”，與治療語言相互戲耍的頑強人物。[12]

“終極無間” 拒絕自傷自憐地看雙重身份，還可以在新加入的楊錦榮及沈澄兩個人物得到引證，因為兩人在影片中都有不同性質的雙重及含混身份。而對兩者的 “真正” 身份，影片其實最終也沒有交代清楚。觀眾可以接受那個 “官方” 版本，認為後者是執行臥底任務的大陸公安，而前者是協同大陸公安查案的香港高級警察。但觀眾也可以代入片中劉健明那種懷疑的視角，把各種疑團、線索，例如楊錦榮和韓琛在圖書館的秘密會面，視作為楊錦榮其實是韓琛安插在警隊的另一臥底的 “證據”，而沈澄則是在大陸既為官府亦屬黑道的雙重人物。 “終極無間” 對雙重身份問題的開放詮釋，雖然使不少觀眾撲朔迷離，但楊錦榮這一角色，對影片整體的這一種結構性的含混，事實上作了很有興味的註解。

楊錦榮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間，司職黃志誠所指 “有很多秘密”、 “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 的 “保安課”，左右逢源，實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後九七政壇新人格。他那副冷峻無情、滿懷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陳永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苦惱於自身雙重身份的臥底們所欠奉的。他為求政治上把台灣黑道掃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贓捏造偽證。而他也透露，他早於警校時期，開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於懂得寫報告。他從不猶疑或迷惑於真相、身份，因為他有懂得寫報告的能力。這點既是指涉他這個角色，也是指涉作為敘事工具的電影，以及香港歷史現實中的情況。

既然三集 “無間道” 都可以對不同角色的屬性一再重拍、重寫，重新估價，觀眾所需的並非誰是忠、誰是奸的終極答案，而是重新閱讀、重新審視的空間。身份問題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身份的有或沒有、遣失或尋找、記憶與遺忘、證據與指控，也不在於它帶來的是喜劇團圓還是悲劇感傷，而是關於 “再現”(representations)及 “再現” 的權力。

楊錦榮的自得自滿，相對於劉健明的迷亂瘋狂，陳永仁的無辜喪命，合組成香港雙重身份的文化權力大架構在改朝換代下的浮世繪。但箇中誰是忠、誰是奸，誰有罪，誰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等等，並不在乎有沒有證據佐證終極的答案，而在於是誰人為甚麼原因擁有甚麼權力去重寫、重演、重看、重讀。然而，這種重寫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弱 “無間道” 系列作為一齣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說，沈澄的含混和神秘，毫無淡化這個角色所具體指涉的後九七香港政治實況。而他這種亦官亦匪的形象，正切合許多香港人對大陸當權者的觀感。而楊錦榮的多重面貌，則更直率地說明一種關於某種香港人在九七之後，努力在新朝代、新權力格局之下進取爭先的策略。他們不是擺脫了雙重身份，而是政治性地挪用雙重身份。而整個 “無間道” 系列，作為關於香港歷史境遇的政治寓言，成就正在於串連起香港電影傳統中各種相關的悲劇情節，卻亦能擺脫了香港文化討論中關於雙重身份、雙重文化等論述往往內蘊著的傷感主義濫調，開啟了歷史和政治層面上的諷喻和批判。而這點批判卻既是實質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學／認知形式上的。

作爲無間道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香港九七問題的出現，以及這個問題所爭持的，是關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有關條約的法理性，以及關於新界地區租約的時效性。整個爭論所先設的，是那套深植于現代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內的線性法理歷史敍事時間觀。一直以來，香港問題的官方陳述，都視之爲 “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彰顯歷史的公義。但是，香港現代文化角色的難局，並沒有隨九七的時間界線被越過而改變。時間的序列(編好號碼和日子的證據)並非等同公義的序列，每個新的時間開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復歸，也不是新的出發，而是另一場表演和扮裝。[13]就如 “無間道II” 中一幕：剛在九七之前，黃志誠督察面對謀殺指控，雖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認罪，但警方的內部聆訊卻一力爲黃掩飾，否定各種證供。平行剪接的鏡頭又不時跳到劉健明在警隊的升職考核場面，他被問到對九七後的前景有沒有信心，匪徒臥底的劉卻以一口流利的英語說：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會支援我”)。顯見，法理公義的時間並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實是 “再現” 的權力。

“無間道” 系列以不斷重寫人物的開放結構為中心，但整體上又提供一個宏大而反諷的歷史敘事：九七不是一個大審判的時刻，但也是一個 “大審判” 的時刻。因為人們都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身份以便迎接 “未來”。面對這場要 “重新做人” 的大決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領導人首肯爲 “當中也有愛國人士” 的黑道豪強。九七這場 “大審判” 以回歸 “真正” 身份為戲碼，但結果似乎更合於以背叛、出賣、勾結、”轉軑”、變臉爲能事的各式豪強。一方面我們看見，陳永仁在九七之前，於掛著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幟的墓地，向殉職警察同事立志完成臥底任務，但九七之後，他仍繼續過 “三年又三年” 沒完沒了的臥底生涯。公義的時間似乎停頓下來，亦隱喻香港人作為一個身負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劇，似是沒完沒了。但另一方面，隨九七逼近而大步發展的，卻是黑社會權術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壇(差一點被推舉爲政協代表)。及後韓琛雖然經歷劫難，終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酒會上，得意洋洋地舉杯。換旗、換徽，一個大時代的開展，卻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改變。

九七之後，黑社會仍是香港政經權力形構核心的最佳隱喻，他們或會死於仇殺，或會死於被騎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們真正的競爭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 “政治／國家權力” 架構的同類，以及與後者共謀的 “勾結者”。因為只有這些既能把弄雙重身份，卻又沒有身份認同和道德原則包袱的政治 “勾結” 行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滅和捏造歷史記憶和證據的權力，使他們得心應手地駕馭各式政治忠誠的遊戲。它們沒有過渡九七，它們反是關於九七，關於前後的記憶和身份的主宰。這種權力形構，既是黑社會的，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來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一樣，既是罪犯的，也不單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義的，但更多是屬於勾結者的。所以楊錦榮和沈澄究竟是公安還是黑道，其實並不重要。

誠然，今天的香港，並非如電影世界所想像的，僅只是一個由黑社會把持的 “罪惡之都”，但放眼更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那恐怕還是一個由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和勾結者當道的世界。他們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攏，也會隨時背叛任何人和原則，在他們中間，起主宰作用的行爲邏輯，恐怕還是符應著與百多年香港歷史共同推進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文化政治形構。這個 “無時間、無空間”，不隨時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運作的文化權力形構，或者也就可以像這系列電影一樣叫作 “無間道”。

[1] 見Carroll, J. M. (1999)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pp.13-29.

[2] 見Munn, C. (2000)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85” in Brook, T. & Wakabayashi, T.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據史學家Lethbridge所記載，東華醫院襄理每愛邀請港英官員造訪，而每次會面期間，他們均身穿自購的清廷官服，佩頂戴花翔，儼如身負清廷官職，試圖借此提高他們在英人心目中，作爲華人社群領導者的地位。見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見Sinn, E.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Law, Wing-sang (2003)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亦可參考 Carroll, J. M. (2005) Edges of Empi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周奕 (2002) 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7] 見朗天(2003)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四章作者對 “失憶遊戲” 的分析。

[8] 事實上，臥底和上司在天台接觸，自嘲全世界只有一個人知道臥底的真正身份的橋段，是向 “辣手神探”(1992)中梁朝偉和上司陳欣健接觸的同一幕致敬。

[9] 參閱拙作Law Wing-sang (2002)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10] 這裏對法理身份的歷史諷喻在於九七問題是因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約，在英方而言要解決，但從來不承認條約有效性的中國，卻以此來收回整個香港，包括原來是 “永久割讓” 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當初提出條約問題，希望英人能延續其統治，香港 “維持現狀” 的香港富豪，卻觸動了一個原初意想不到的歷史效應，使整個香港交回中國。

[11] 為了遷就中國大陸市場， “無間道I” 的大陸版安排劉健明被捕，以符合壞人最終不得逞的限制，但沒有交代過程。本文分析是基於香港版的結局。

[12]陳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實脫胎自九十年代香港臥底電影中臥底“去悲劇化”的前文，和對身份的“演出”性質的體會。而與心理治療師(陳慧琳)周旋的情節，更有向另一齣臥底電影 “豪情蓋天” (1997)中心理學家(吳鎮宇)對出走臥底張耀揚不斷研判的情節致意的味道。

[13] 視身份作為表演和扮裝的文化理論，可參看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

2004-10-26T07:45:00.000-07:00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六十期 (2005)，pp.145-177

自1842年開始，香港的不同組成部份(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由滿清政府相繼割讓或租借予英國，合成一個條約商港(treaty-port)。雖然今日中國政府一直維持著一種官方立場，否認香港爲一個殖民地，堅持一九九七年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其實只是 ‘恢復行使主權’，然而，將香港視爲一殖民地的想法，仍然是一種流行共識。雖然中國政府對在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 的興趣，遠大於在香港提出 ‘反殖民主義’ 或 ‘非殖民地化’ 的計劃，但在一切非官式場合，以殖民主義來形容香港過去的歷史，一直沒有遭到中國的質疑。可是，無論華洋學者，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性質，卻一直少有深入研究，更難以談得上對香港的殖民歷史經驗，建立起系統的理論認識。[1]在一段長時間，香港的研究者，往往滿足於將香港視爲殖民統治歷史中，一個難以歸類的特例。

為探討這種普通觀感和理論分析之間的落差，我們不得不回顧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那段歷史會告訴我們，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有即時爲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爲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Elliot)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遊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爲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英人]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衆提供保護”，並視之爲一 ‘公義之舉’。[2]

勾結者．華人自治．秘密會社

事實上，據這些研究所指，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爲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爲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 ‘蛋家’ 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著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墾殖(colonized)。爲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 ‘勾結者’ (collaborators)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爲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往後，香港在鴉片貿易和大規模的苦力(coolie)貿易中迅速發展，漸次成爲東亞鴉片和苦力買賣的最大中轉站，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初。市內煙館、賭館、娼館林立，罪惡橫行。英人既不願意，亦無力直接管治華人，甚至早年曾試圖正式確立華洋隔離分治的法律制度，亦未能成功。原因在於，香港與其他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不同的是，英國人甚至找不到這裏的地方長老，行使另一套適用于華人的法律，以便建立一種持久的 ‘間接管治’。再者，從這些以各種犯罪、冒險活動而致富的華人群體中，英人根本找不到他們能信靠，和真正會執行法律的清廉華人警治隊伍。[3]

所以，早期香港的一段長時間內，華人新富與英人一直保持一種互不干涉的政治關係。一方面，港英殖民當局擁有非常集中的專制權力，但另一方面，這些權力卻甚少被運用于華人事務的管理。而華人社群則由一種缺乏正式確認地位的習俗所管治。華人新富積極地扮演他們以前曾被禁止擔任的中國傳統士紳(gentry)角色，形成一個實質上而非法律上的自治社群。他們集居在太平山，建立起 ‘文武廟’ (Man Mo Temple)，司管祭祀和非正式地處理各種華人之間的事務糾紛。

雖然，這群人的政治地位，從沒有被英國人正式確認，而當中不少人，亦長期被清政府視爲賣國叛徒，不過，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卻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而日益膨脹，這趨勢在 ‘東華醫院’ (Tung-Wah Hospital)成立之後更爲明顯。‘東華醫院’ 是香港第一個具正式規模的華人自治組織，它以一個慈善機構的面貌出現，但在其最鼎盛時期，功能卻非常多樣。雖然英國人並沒有給予它官式確認的法律地位，它卻同時起著儼如市政府、裁判所之職，甚至一度成爲一個非正式的中國駐港領事。[4]

香港史學研究者Lethbridge指出，東華醫院的華人精英，雖無法在港英政府機構內取得正式的華人代表位置，他們卻積極在滿清和港英政府之間，尋求以各種策略，提升其政治和社會地位。據他所記載，東華醫院襄理每愛邀請港英官員造訪，而每次會面期間，他們均身穿自購的清廷官服，佩頂戴花翔，儼如身負清廷官職，試圖借此提高他們在英人心目中，作爲華人社群領導者的地位。醫院那群和英人早打交道，能操中英雙語的自封華人 ‘代表’，亦慢慢地成爲一班具備特殊的 ‘外交’ 本領，甚至能助清廷官府處理洋務的中間人。改革派官員張之洞，亦曾透過東華醫院向洋人及海外華人社群搜集情報和打交道，東華醫院的地位可謂如日方中。[5]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年，東華醫院正急劇上升的政治影響力，卻招來香港歐籍社群的不滿，並懷疑它是一個(受清廷指使)，圖謀顛覆港英政府的 ‘秘密會社’ ，要求港府徹底調查。自此，英人遂立意抑制東華醫院的膨脹，並開始著意培養受全面英式教育的華人精英，栽培他們爲香港華人的 ‘代表’。從這時候開始，文化和教育上的殖民主義，才在香港展開，爲英人培養其信賴的 ‘土著紳士’ (native gentleman)。不過，由於清末英國銳意介入洋務運動，扶持清廷的改革派官僚，所以香港的英語教育，亦以培養一批能穿梭中英的雙語、雙文化的精英爲目的。他們負雙重身份，既效忠于英帝國，也爲推動洋務的清廷改革派服務。在香港，他們的被委爲正式華人代表，成爲名乎其實的 ‘高等華人’。

‘勾結式殖民主義’

這段早期香港歷史，不單說明了一個獨特的社會文化形構(socio-cultural formation)的基本成份---這 ‘形構’ 我在另一個地方詳盡分析過，並名之爲一種 ‘勾結式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6]我更認爲，這項形構並非只是對香港歷史過去的描述，它更是香港文化 ‘政治潛意識’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重要部份。作爲一段錯綜複雜的香港 ‘身世’，它到今天還是影響著關於香港政治主體性的(難以)産生。事實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從中國大陸移進的人口雖不斷增加，香港的基本政治架構並無大改變。殖民政府和它所培養的 ‘高等華人’ ，共同分享著這個 ‘勾結式殖民主義’ 形構的權力。他們並未有把眼光局限在香港，反而深入地介入中國的政治中去。隨後，更爲激進的中國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這一批雙語精英也沒有減低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反而因著進退於香港之便，甚至不時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英國勢力，成爲協助民國革命和建立民國政府的人。他們以政治關係推動商業市場拓展，亦以經濟實力更深地捲入不同的政黨和軍閥派系的傾軋和爭逐中去，構成 ‘雙重’ 甚至 ‘多重’ 政治效忠的問題。在國共相爭和對日抗戰時期，這些環繞香港而出現的雙重效忠問題，就一度變得非常敏感和危險。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政權轉易，並沒有使香港人的政治和文化身份明朗。相反，成爲了冷戰前哨的香港，更充當了敵對各方諜報搜集和交易的重要場所。香港警察的政治部，亦以搜集情報爲目的，監控社會各種政治勢力的舉動。政治恐懼的氣氛彌漫，政治忠誠差不多是每一個人都多少有親身經歷的重大考驗，它比遠爲抽象的文化認同問題顯得更爲貼身和迫切。四九年後中國大陸上歷次政治運動，亦不時使 ‘香港人’、 ‘香港關係’ (connections with Hong Kong)，甚至 ‘曾經居港／到港’ 的背境，變成政治鬥爭中互相質疑政治忠誠的罪證。簡單來說，問題並不僅在於香港人的身份充滿問題，而是 ‘香港’ 這一樣文化及政治標號(marker)，本身就成了問題。

政治忠誠本非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它從來就是一種生存策略的選擇，也是針對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等客觀壓力的回應。在動蕩的歲月，政治忠誠又與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密不可分。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移居香港的內地人，大多有強烈的鄉党意識，宗親鄉里的認同。孫中山以香港爲醞釀共和革命的基地，也是依靠這些同鄉組織以及會黨(秘密社團)。這些宗族鄉里的團結組織在共和革命的旗幟下被收編整頓，但這個政治化的新國族認同塑造過程，並沒有真正的成功，倒是在統一的 ‘主義’ 之下，將原來的鄉里宗親認同，轉借爲‘黨’與‘國’不分的 ‘党國認同’。這種‘党國認同’的模式，也支配著本來以階級或意識形態建立認同的共產黨。

國共兩黨雖然爭相在香港拓展支援基礎，但港英政府除在有限的範圍內，維持那一班傳統上認同英國的 ‘高等華人’，繼續支援英人在港的統治外，卻也一直沒有爲香港建立另一套新的本土政治認同的方案。所以，雖然戰後世界上不少前殖民地已紛紛從英帝國獨立，但相比之下，香港卻缺少一個明朗的政治前景。六七年香港的左派群衆曾發起暴動，目的之一是逼使香港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但他們在死傷無數的暴動之後才明確獲悉，中央政策是要 ‘長期利用’ 香港的特殊位置，無意急於收回。[7]而港英政府就在暴動之後，才開始有比較全面的計劃，將其管治現代化，及更積極地建構香港本身的市民認同。可以見得，在它一百多年的歷史當中，香港都是糾纏在帝國的、國族的、意識形態上的各種深謀遠慮的大計之中，這些謀略都有著別具用心的時空座標， ‘香港’ 就好像永遠都在承擔著，某些未必可以告人的 ‘偉大而秘密’ 的任務。

七十年代以來的學生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雖然主要受益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激發，但新的土生土長的一代，卻在文化表達上逐漸打破舊有的政治教條，重新探索香港在這些交錯和重叠的政治及文化想象地圖上的位置，展現深埋在政治和文化的時空錯置底下的那種香港人的焦慮。電影是香港新一代表達這種對身份衝突的新觸角最有力的媒介之一。以下我會集中討論八十年代以來以臥底作爲題材的香港電影，以說明香港的歷史和政治處境，如何透過一個獨特的角色形象，刻鑄在電影這大衆媒體當中。

臥底作爲社會悲劇： ‘邊緣人’

臥底和間諜一樣，都是肩負秘密任務，也可能面對內心衝突和掙扎。然而，臥底故事和間諜故事不同之處在於，後者難免涉及敵方和我方的對立等國家話語，在戰後初期電影不得涉及敏感政治題材的審查制度下，香港的間諜片並沒有太大的發展。荷李活主流雖然爲電影工業樹立了例如 ‘占士邦’ (James Bond)的那種浪漫化的智勇雙全的間諜形象，在戰後早期的粵語片中也有仿效(例如 ‘黑玫瑰與黑玫瑰’)，但在八十年代初以表現主義風格爲主的 ‘新浪潮’ 電影中，卻被新興起的臥底題材遠遠拋離。[8]在這些電影中，臥底並非智勇雙全的間諜，勇敢而堅毅地完成秘密任務，反而是以悲劇人物的形象出現，在警察所代表的公共秩序世界，和罪惡的黑道世界之間徘徊。

一九八一年章國明執導的 ‘邊緣人’ (Man on the Brink)可說是香港臥底片的經典之作。在這一部以警匪打鬥、鎗戰和汽車追逐爲框架的電影，敍事的結構卻是一個在現實生活壓力的催逼下，爲了想幹一番 ‘轟轟烈烈’ 的事業而接受臥底任務的探員。同行臥底金興賢不單犧牲性命，主角艾迪更因爲得不到家人和女朋友諒解而深受精神困擾。這部破題之作極具寫實風格，對身處黑白夾縫的臥底探員的家庭背境及心理張力，描寫得極爲深刻。片末更意味深長地描寫匪幫在公共屋村作案，警方得臥底線報而圍捕，卻激起居民群起捉賊，憤怒失控的暴民誤將臥底誤作匪徒，活活打死，警方在大廈鎖上的閘門外卻無能爲力。

七十年代香港警察的貪污無能，雖然受年青社運分子發起的反貪運動挑戰，政府亦成立廉政專員公署(ICAC)急忙整頓，但警察腐敗無能仍是市民共通觀感。一九八一年離中國大陸上混亂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而香港前途問題卻開始出現在政治議事日程之上，香港前途添加了更多不明朗因素，身份的焦慮比起七十年代更爲突顯。‘邊緣人’ 罕有的展示激動的居民和無能無奈的警察對歭，場面大膽火爆。主角艾迪失去保護及困身閘門另一邊，並爲暴民毆斃，極具震撼地訴說一個迷失了身份的臥底的悲劇命運。警方沒有認真掛記臥底的人身安全，把他留在暴民充塞的閘門之內，其諷喻港英無能繼續關顧香港之旨呼之欲出。‘邊緣人’ 遂成爲一部香港臥底電影的經典之作，兼具社會批判的題旨，及從中投射出對香港集體處境的思索。

臥底英雄：‘龍虎風雲’

八十年代末香港電影開始掀起 ‘英雄片’ 的熱潮，警匪故事廣受歡迎，而臥底題材亦被反覆運用，依附在黑道英雄的類型片中。這類型歌頌匪幫中男性之間的 ‘義氣’，混進匪幫的臥底探員，往往就捲入情義和職責之間的兩難抉擇。最典型的例子是周潤發和李修賢合演的 ‘龍虎風雲’(City on Fire)。周潤發(高秋)厭倦了當臥底線人的生涯，其上司則訓斥他要對 ‘職責盡忠’，周卻反駁此乃 ‘對朋友不義’ 。片中匪徒李修賢與臥底周潤發之間，漸次建立了信任和友誼，甚至生死與共的 ‘義氣’。導演林嶺東細緻處理了兩人在感情和人生觀上，逐漸産生共鳴和相互信任的過程，也仔細描繪了周潤發對自己的口是心非，産生深深的內疚， ‘出賣朋友’ 的夢魘不斷。 ‘忠’ 與 ‘義’ 的兩難抉擇，使臥底題材超出過去警匪片的忠奸分明的教化傳統(didacticism)，開展了臥底題材的另一面向，探討法律公義秩序與 ‘義氣’ 之間的道德掙扎。

‘義氣’ 的道德責任不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而是存在論的(existential)，是倫理上的(ethical)而非道德規條上的(moral)。所以，匪幫中的兄弟情誼，並非指向一永恒的社會道德秩序，反而往往是動蕩和不公的社會環境下，一種讓合作和互信暫時建立的生存策略。臥底作爲一種執法工具，正是利用這種殘存的人際倫理價值的弱點，來擊破匪幫團結。它在實現一項法律的公義道德標準之時，亦以摧毀另一項道德行爲爲代價，使兄弟情義都變成出賣和背叛朋友的工具。這樣，臥底和匪徒雙方都會陷入悲劇的結局，成爲法律秩序的犧牲者。所以，臥底悲劇的結構，不在於人因性格的某些面向，離棄了法義正義的秩序或人的本性，而在於臥底在現實世界中，在面對面(face-to-face)的人際關係中，如何調解具體的道德兩難抉擇。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一方面人心虛浮，對前景感到不安，但同時整體社會卻急劇地在各方面建立現代管治秩序，倡廉、反貪、掃黑，好像雷厲風行，處處觸及以往的處事習慣和人際交往模式；處處都見到，官僚體系下的法律管治，正漸次取代講求人情關係的舊社會實踐。黑道英雄片的興起，反映著人們對冒起中的新秩序，並不樂觀，相反地，未來動蕩前景的陰影，卻愈發使人迷戀於那種在動亂和危難當中，曾發揮巨大作用的英雄本色和義氣價值。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之後，歌頌黑社會的梟雄片，甚至正面宣揚黑幫文化的電影湧現，黑社會介入電影業的情況亦在此時愈趨猖獗[9]，部份更直接以監獄隱喻香港，煽情地歌頌義氣和暴力反抗，否定法治價值。[10]但雖然如此，戮破義氣神話的電影亦不在少數，匪幫中常見的叛徒行徑，及由此而引起的互相猜忌，經常懷疑身旁的 ‘兄弟’ 其實只是 ‘二五仔’，每每無情地破壞著匪幫集體行動和真誠團結的可能。臥底角色所附帶的 ‘背叛’ 原素，原來也是脆弱的匪幫世界常見的現實處境。香港電影對 ‘背叛’ 和 ‘失信’ 這些主題的迷戀，使臥底題材反覆出現。不過，更有趣的是， ‘失信’ 和 ‘背叛’ 的主題在香港臥底電影中也同時給演繹爲對警方這現代官僚管治體系的批判。

如果 ‘邊緣人’ 中的臥底被打死是出於警方疏忽，那 ‘龍虎風雲’ 中臥底的悲劇，卻出於開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警方，對它自己派出的臥底失信。片中描述了新舊兩代警察，對臥底的忠誠，以致究竟應否依賴臥底去幫助破案，産生了激烈的衝突。後者向臥底委託任務，基於信任和信心，但前者卻只重視管理，強調規章和暴力機器的運用。他們懷疑臥底是否有效和忠誠，將他視作不可信賴的匪類，不單不保護還要緝捕他。片中臥底周潤發(高秋)和他的上司(光叔)情同父子，本來就是傳統忠誠價值的體現，但在日益官僚化的警方架構下被不斷削權。他一幕以酒消愁的戲中，向周大聲訴苦，說 “我當差三十年了，自己這個職位是用命搏回來的，不像他們靠考試升上來的”。這段對白大可閱爲對香港歷史變遷的證言，也解釋了爲甚麼他自己和他相信的臥底探員，竟成爲新舊管理哲學鬥爭中的犧牲者。

‘龍虎風雲’ 強調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義氣團結，也是八十年代香港進入回歸中國的所謂 “過渡期” 的一種回應。片末匪幫被警察圍困，內部卻陷入互相猜疑，要找出誰是叛徒，爭吵誰個才是 ‘大佬’ ，互罵互殺。其諷喻危機當前，社會卻缺乏團結所需的道義和互信，用意十分明顯。最後，周潤發橫死而李修賢被補，以達成道德兩難的調解。臥底的悲劇亦成就了一種處身不同時代和價值系統夾縫中間的英雄形象。

‘龍虎風雲’ 將臥底探員的悲劇命運，作為對警察所象徵的官僚體制的批判。這個母題在吳宇森的 ‘槍神’ (香港片名 ‘辣手神探’)一片，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在 ‘槍神’ 一片中，梁朝偉是潛伏於軍火集團的臥底，而周潤發則是嫉惡如仇的硬漢警察。臥底梁朝偉多次要以殺人來展示對匪幫的忠誠，委曲地保存臥底身份不被揭露。但滿有原則性的周潤發在行動中，卻誤殺了另一臥底同事，令他深有罪疚感，因而對未偵破的軍火集團一案喫而不捨，雖然他的耿直莽撞反成為整個臥底行動的威脅。他們的上司試圖禁止周繼續介入，以免再使梁的臥底身份暴露。但周則針鋒相對，質問他的上司為甚麼不能讓他知道誰是兵誰是賊，還讓他們自相殘殺。但上司所代表的官僚機構，卻反過來怪責周 “問太多為甚麼，問太多問題”，還提醒周他是警察，責任是執行任務，不是問為甚麼。兵賊不分的世界令人迷惘，但主持正義的國家機器卻只會利用臥底作為工具，其餘不得過問。官僚體制的這種無情無義的運作，說明了香港人的身份迷失，也是一種現代性的經歷，和這種盲目的工具理性抗衡的，只有作為槍神的周潤發在片中樹立的硬漢精神。

從 ‘蠱惑仔’ 到周星馳的臥底喜劇

‘龍虎風雲’ 作爲以臥底故事爲骨幹的英雄片，很快引來跟風與仿效之作。八九十年代有不少警匪電影，都有臥底角色的出現。不過，在 ‘邊緣人’ 和 ‘龍虎風雲’ 裏面，還是明顯可見的那種批判寫實色彩卻漸漸淡化，在新興起的主流英雄片或黑道梟雄片，臥底的角色亦開始被邊緣化，只餘對黑道英雄的崇拜。如果說這段期間香港電影對黑道故事的描述，往往 ‘現實主義’／隱喻式地寄託著對香港社會命運的關懷，以黑道中追尋義氣道德的硬漢，作爲這個正消逝中的社會英雄形象的話，那我們應瞭解，電影裏以想像方式回溯的，正是這個一百五十多年來，在現代法律機器和官僚體制之外自存 ‘自治’ 的 ‘非市民社會’ (uncivil society)。[11]七十年代開始，建立管理主義現代化監控體制的浪潮，來得急劇無情，拷打著那種短暫和不斷受到考驗的人際團結基礎。但對九十年代末的香港人來說，對這 ‘非市民社會’ 真正深具威脅的，可能不是主權轉移的事實或僵化的官僚制度，而是不可信任的下一代。因爲他們被廣泛地視爲更短視、更功利、更犬儒、更沒有責任感。呼應著這個社會焦慮的，是黑道英雄形象的解構。劉偉強的 ‘蠱惑仔’ (Young and Dangerous)系列，開創了新派的黑道片潮流。這些電影的主角不再是烏合的匪幫、或者如 ‘大圈仔’ 的江洋大盜，而是黑社會中年輕新一代的小混混。

事實上，伴隨著蠱惑(香港俗寫為 ‘古惑’)仔電影系列的，是社會語彙上的轉變：加入黑社會這行爲漸漸有了一個新的說法叫 ‘行蠱惑’，而在香港式的廣東話， ‘蠱惑’ 一詞本身就有不可信賴和施行詭計之義。年輕的黑社會成員全被稱爲 ‘蠱惑仔’ ，本身就包含著對新一代道德忠誠的不信任。而 ‘蠱惑仔’ 系列中的第二部 ‘猛龍過江’(Young and Dangerous II) 就更是以多重的臥底和背叛行爲作爲故事的骨幹。然而，這部題材涉及香港年輕蠱惑仔踏足臺灣黑社會，以及後者圖謀到澳門跟香港黑社會爭奪賭場地盤的故事，更開展出一個前所未見的跨地域黑幫文化比較的課題。片中那個國語(普通話)一點也不靈光的陳小春，逃到臺灣托寄在那邊深深地捲入了 ‘黑金’ 政治的黑社會政客門下。陳對那種黑道與國族文化緊扣的情況大惑不解，暗喻九七逼近下回歸中國所引起的文化錯置感。而受放浪情欲支配，不解國族／黑道擴展鴻圖大計的香港小混混，卻受黑道大哥情婦的誘使，身墮她所設的陰謀陷阱。然而影片卻進一步浪漫主義地將這複雜的局面，轉化成一個多種背叛的奇情故事，使背叛、反背叛、對背叛者的再背叛這種種臥底行爲漫畫化，拍成一個香港蠱惑仔集體智取跨境黑道強權，從而保衛本土地盤的狂想曲。影片中黃秋生以反間計佯裝背叛了銅鑼灣年輕 ‘楂fit人’，騙取信任從而混進了入侵過江龍的隊伍，成爲臥底，又極具男性復仇意味地懲罰竟敢設計嫁禍陳小春的叛徒情婦邱淑貞。有意思的是，從這裏開始，‘臥底’ 題材已脫離了類型化的警匪片，臥底情節變得更可變和可供刻寫。

蠱惑仔故事令香港觀衆産生強烈共鳴的原因，在於它使各種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國族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産生的焦慮得以宣泄，與及狂想地減緩了香港人在全球化年代中，受跨境權力集團競爭吞併的擔憂。在蠱惑仔系列中，首肯了香港人那種小聰明(‘食腦’)、‘走精面’、風趣、直率的市井民粹性格，也展示了由年輕一代所組成的香港，雖無上一輩的忠肝義膽，但也更能靈活地駕馭身份認同這個表演遊戲。臨近九七之際，香港社會對認同問題的討論，往往將香港過去被視爲文化上欠缺和不足的性質一一翻案，高歌低俗，並視之爲香港成功要素。蠱惑仔的故事意圖說明，國族大論述等道德謊言，從來沒有騙倒香港新一代。相反，從新一代早就具備的犬儒態度看，說謊、隱瞞和玩詭計，倒只是平常不過的表演，臥底也因此被理解爲一連串的演出。於是，過去香港電影中臥底題材的悲劇結構，在這個新冒現的跨地文化語境中，開始被歡愉地解構了。

事實上，將臥底的悲劇性置換爲喜劇性題材的還有周星馳。他在九一年上演的 ‘逃學威龍’ (Fight back to School)中，已經將臥底小醜化，講述一個被派進學校，追查失鎗並揭發軍火買賣的胡鬧喜劇。而九八年上演的 ‘喜劇之王’ (King of Comedy)，所講的故事就是關於一個地位低微的電影閑角，如何不斷有追求成爲一流演員的夢想，但仍屢遭挫折。故事最後峰回路轉，主角盲打誤撞地成爲臥底，巧破大案， “臥底才是最佳演員” 的一句對白，意味深長地嘲諷了過去香港電影的臥底形象。周星馳的諷喻顛覆了過去香港電影的傳統風格，將臥底視爲永受身份認同危機之苦的悲劇人物。他要指出的是，臥底其實只是永遠的演員，深切地認識到身份認同的演出性質(performativity)。由於臥底的身份危機被周星馳的戲謔表述爲只是一種精明的表演，臥底角色在香港電影亦漸次開始被 ‘去悲劇化’。從歷史寓言的角度看，這種對臥底角色的重新演繹，也是一種對香港人主體性條件的新意覺，因爲否定和隱藏一己的真正身份，並非一定有負面意義，因為反正所謂 ‘真正身份’ 也都只是一場演出而已。

臥底的冒險故事： ‘豪情蓋天’

將臥底角色從過去的歷史悲情結構中釋放的嘗試，還可以在九七年上演的另一部電影 ‘豪情蓋天’ (Theft under the Sun)中看出。片中將臥底處理爲一種身份的探險。片中主角張智霖被警方派進跨國軍火走私集團當臥底，然而卻逐漸迷上了那個極具魅力的雜種 ‘老外’ 領袖王敏德，兩人由中國出發，潛進俄羅斯和蒙古邊境偷運導彈。張智霖的上司懷疑他出賣了警方，並下令通緝張，但心理專家吳鎮宇卻斷定張只是患上一種所謂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就是長期與敵對者相處下反認同了敵對者)。片中多番描述張分不清自己是兵還是賊的迷離狀態，及極度渴望停止臥底生涯，重拾正規警察身份的困境。不過，對張的忠誠的對辯，卻在警察內部不斷進行。警察所代表的國家機器權威和心理專家的醫學規訓權力互相角力，遙遙地決定著張的命運。影片前半那種有比較誇張的風格和舞臺劇化的對白，就像一篇香港身份問題的後殖民理論論文。心理專家不單很書呆子式的論述那些 ‘老外’ 令張變心的成因，還解釋他如何在長期脫離香港 ‘母體’ 後會令意志、道德和責任心愈來愈薄弱。而對此心理醫學論述不以爲然的警司，則多番嘲笑心理專家 ‘讀死書’ 和自相矛盾，直接了當地判定張的 ‘迷失’ 就是 ‘變心’。

王敏德飾演的那個能使一個去抓賊的人變成一個賊的魅力大賊，很容易令人聯想起九七之前的末任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他就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問題，掀起過一段 ‘中英角力’ ，亦廣泛地被香港人公認爲具有超凡魅力。然而，這個 ‘老外’ 角色，以及那段在遙遠的中國邊疆地帶偷運軍火的險歷，令人瞭解到他這個一句是不純正廣東話、另一句是英語，及不時更會說一些不知名的外國語言的 ‘老外’ 其實還是一個俠士。他的偷運軍火的行動，更像是沒有固定目標的流浪，他相信直覺，主張逆向思維，在中東坐過牢的日子令他學識淵博，還在途中的曠野向張解說，那種以爲在中東賣軍火的都是壞人的看法，只是受CNN影響。

這個以俠盜形象出現的王敏德，使張智霖這個臥底，面對的不只是一個危機，而是一個抉擇，一個對事物的既存秩序重新審視和理解之後的抉擇。臥底的困難再也不是難以回復原來堂堂正正的警察身份，而是瞭解了世界的多樣面貌之後，如何爲自己選擇一個身份的問題。中國邊疆地帶完成了令張開闊視界的心路歷程，但最後影片卻安排兩人將導彈運回香港，臥底張智霖亦得以回歸 ‘母體’ 香港。在受中國國族主義支配的香港公共政治話語中， ‘母體’ 一般指中國。張的邊疆歷險及回返香港 ‘母體’，都是可堪玩味的，在多重空間指涉中滑動的諷諭。表面上，張因助捕匪徒回港，得以回復警察的 ‘真’ 身份，但王敏德究竟是在爆炸中身死，還是得張之助而逃脫，卻爲懸案。這個含混結局，使影片擺脫了悲劇英雄的框限，而變成一個開放的電影詮釋嘉年華。

時間．記憶．身份

毫無疑問，過去二十多年以來，香港深受九七問題的左右，這個問題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雖然 “後九七” 的說法已漸漸在這幾年浮現[12]，二零零四年的 “愛國論”爭議及人大釋法，卻又隨即激發出 “二零零四才是一九九七” 的驚嘆[13]，可見 “九七” 其實並未隨主權移交中國而離香港遠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評論，出現了不少爭論，辯說香港是否一種混雜的文化形態。這些爭論雖有助釐清一些事實，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問題，收窄為對香港文化身份屬性的檢驗。然而，當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屬性的爭論不可能抽離在不斷變動中的具體政治處境。文化身份並非靜態的文化特質，它同時是文化認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選擇、政治位置的佔取並謀求確認的問題。所以，當這些九七文化爭論還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內在矛盾之際，香港人更切身地從每日生活和政壇政治變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靈活現、目不暇給的政治 ‘變臉’ 活劇，及種種關於轉換身份和政治效忠的遊戲。這種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創作人的思緒。

佔據香港電影創作人心目中一個重要地位的，當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緊扣的幾個課題，其一是時間，其二是記憶。九七前後不少電影以人文體驗的切身角度去探討時間經歷、時間意識，其實它們都可閱作為對“九七大限”那種被動時間觀的反抗。從大部份香港人親身感到的文化經驗來說，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種種 ‘過去’ (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 ‘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一個一統版本的歷史命運。在 ‘線性歷史觀’下所描畫的 ‘歷史’ 長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 ‘回歸’，但這卻非意味為人們找到了一個原鄉式的 ‘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 ‘大限’，毋寧是一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九七是這樣一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彷如一個讓每個人 ‘重新做人’ 的生死大關。

然而，正由於各人身處位置不同，經驗不同，在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面前，並沒有一條放諸天下而皆合乎道義標準的公式，讓人整理自己的 ‘過去’，因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焦慮和回應方法。有人尋回過去失落了身份的回憶，有人力挽狂瀾，在即將消逝的 ‘現在’，保存這個即將失去的身份的回憶，也有人以爲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對這一切都聲稱曾經擁有，保留追究、索償的 ‘權利’。於是，香港在過渡期末的電影，就出現了多種關於 ‘過去’ 記憶的題材，其中包括 ‘恢復記憶’ 和 ‘失憶’ 這兩種主題，一些敍述關於失憶之後找尋那失落了的‘記憶’的故事，另一些則講述如何爲了逃避痛苦而選擇‘失憶’，分別展示對九七的記憶政治的不同取態。[14]記憶問題在香港具有特別意義，還在於自八九年北京學運以來的十幾年，香港一直環繞六四事件的記憶不斷出現拉扯和角力。而關於六四的 ‘記憶的政治’ ，儼然已經成為香港政治主體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九七之後，因為新的政治格局而加劇遺忘六四過去的趨勢，使 ‘記憶’ 這個課題更具有尖銳性。‘無間道’ 是一系列九七前後關於記憶政治的電影當中的又一新嘗試，使臥底題材的變奏又出現一個嶄新面貌。

記憶的政治與時間的暴力： ‘無間道I’

無間道(Infernal Affairs)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視之爲走向沒落低迷的香港電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區首長公開讚譽。然而，具諷剌意義的是，“無間道”卻可能是香港電影歷史上最強烈的政治寓言。下面我試圖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閱讀 “無間道” 系列，展示 “無間道” 系列各集之間的內在聯繫。我認為 “無間道” 系列的吸引力，在於它能在香港臥底電影的傳統上創新，而在各集之間，也互有連繫地發展出一種新的敘事風格，切中香港歷史現實和當下處境，對時間、記憶、身份等三個深具香港當下文化政治意義的問題，作出別具新意的介入。

與八十年代開始把臥底寫成悲劇人物的傳統不同的是，“無間道” 把臥底的形像和可書寫的角度大大開闊，臥底不再單指警方派到匪幫的臥底，也包括匪幫派進警隊的長期臥底。於是，臥底就成了一種更有廣泛意含的 ‘身份錯置’ 的象徵。第一集的 “無間道”，把臥底探員陳永仁(梁朝偉飾)和臥底匪徒劉健明(劉德華飾)兩人的身份錯置，編寫成兩人你死我活的鬥爭，而這也是環繞身份的記憶的鬥爭。因為當劉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隊的職權)，追查誰是破壞匪幫的臥底探員之時，匪幫首領韓琛(曾志偉飾)，卻派人把陳的上司黃志誠(黃秋生飾)打死了。但黃卻是惟一能證明陳乃臥底探員的人，掌握著關於陳的身份的全部記憶。這 ‘身份’ 的機密記憶，只剩下劉健明可以替陳恢復，但陳後來偶然知道，這個事業上正如日方中的劉，其實正是潛伏在警察內部的臥底，兩人的對決就不可避免。

臥底如何回復真正的身份，是香港臥底電影的經典結構。對 “真正身份” 的執著，是港式臥底悲劇的基本元素。但 “無間道” 並沒有停留在重覆這個悲劇故事，而是要討論一個更深入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才能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不一定是回復原來身份，但 ‘重新做人’ 的歷程，一定要求每一個人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因為只有處理好自己的 ‘過去’，才能真正面對 ‘將來’ 。然而， ‘過去’ 並不會完整自動呈現， ‘過去’ 只能透過記憶、記錄、檔案而留存。於是，如何處理這些記憶、記錄和檔案，誰人擁有這些記憶、記錄和檔案等，都變得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關於這些 ‘過去的痕跡’ 的所有權，都會變成能否建立當下或未來身份的重要關鍵。而這些也不是一己之事，因為一個人的過去，也會是以記憶、記錄和檔案的方式為別人甚至公共機構所擁有。

香港跨越九七，也面對一個相等於 ‘重新做人’ 的大轉變。這裡面不單包括國籍上從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居民身份，轉變成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護照的問題，更包括政治上和心態上重新定位的問題。單說展望未來已經是一種濫調，因為香港的 ‘過去’ 並沒有真正過去。 “無間道” 以臥底探員和匪幫派到警隊的臥底如何面對 ‘重新做人’ 的問題，作為探討香港人共同處境的敘述工具。對於臥底探員來說，‘重新做人’ 就是回復 ‘真’ 身份，也就是恢復記憶，制止自己繼續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浪，終結那在善惡邊緣的危險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實相乎的 ‘回歸’，重獲警察這個國家機器的確認，恢復自己原有的正當合法身份。相反，對於一個潛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 ‘重新做人’ ，加入新的秩序的話，就要爲自己 ‘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記憶，也抹去甚至消滅他人對自己的記憶。究竟香港的故事是陳永仁的故事，亦即在九七年從百多年迷失身份的狀態中走出，回復 ‘真正’ 的、明確的 ‘中國人’ 的政治身份的故事？還是劉健明的 ‘洗底’ 故事，亦即用盡 (包括暴力) 手段，洗脫過去種種 ‘政治不正確’ 的痕跡，以求適應新的政治環境？這是影片擊中要害地為當下香港人最貼身的身份政治打開反思空間之處。

無間道I片中經常朗日高照的天臺，是臥底任務的指派、爭吵和鬥爭的主要舞臺，暗示見不得光的臥底身份，將要在炙熱傷人的陽光下暴露，過去在暗室進行的勾結、交易，將要成爲過去。[15]然而，熾熱的陽光也令人聯想到火紅的煉獄。 ‘過去’ 並未真正過去，因為對 ‘過去’ 的擁有權，仍然是鬥爭和衝突的關鍵。陳永仁在陽光普照的天臺上，不肯和劉健明私下達成交易，讓雙方都有做 ‘好人’ 的機會，因爲他自豪地堅持自己 ‘真正’ 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劉的回答卻是冷冷的一句：誰知道？

如果說過去關於香港人身份迷失的話語，皆有一種懷舊與自憐的味道，反映一種飄泊、離散、無根的失落感的話，劉健明和陳永仁上述冷冷的對話，可說完全換轉了香港身份問題的基本問題意識，因為這段對話把身份問題的權力和政治面向表露無遺。陳和劉均謀求 ‘重新做人’ 之道，但卻處於你死我亡的對立之局，他倆均被毫不饒人的時間節奏所催迫，最後以暴力和記憶的相互 ‘攤牌’ 把電影帶到高潮，暗喻整個 ‘重新做人’ 遊戲的暴力性質。九七年 ‘重新做人’ 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質，就在於時間的無上律令，逼令對 ‘過去’ 進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 ‘過去’，洽巧就是那種充滿含混，充滿暗室交易，充滿身份錯置，見不得光的勾結遊戲(collaboration)。[16]所以，可以說九七時限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暴力，或更正確的說，是一種歷史主義時間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

“無間道I” 對法理身份和法理時間的諷喻，表現在陳和劉相爭不下的悲劇。委身於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陳永仁，否決了讓 ‘真身’ 原為匪徒的劉 ‘重新做人’ (偽裝為 ‘好人’) 的選擇，也就是拒絕了繼續玩 ‘勾結’ 的遊戲，但這 ‘勾結’ 的遊戲，卻是香港原來的最基本的政治遊戲方式。陳要堅持正義，一個獨一排他的歷史視點，但它所換來的卻是殺身之禍。[17]勾結遊戲的基礎是含糊性和曖昧性，但回復真正身份的正義嚴辭，都是以消滅含糊和曖昧為代價。香港在 ‘回歸’ 國族身份之後，以往各種屬於這個地方的含糊與曖昧都要被逼消除，這是否一場殺身之禍？

劉健明為了 ‘重新做人’ ，毫不含糊地選擇消滅任何使其新的身份有任何含糊曖昧性的記憶，包括殺死了在他最危難的時候，現身出手相救，從後把陳永仁射殺的另一個匪幫潛伏在警隊的臥底。這個人本以為自己和劉都是韓琛的同門兄弟，救劉是應有之義，也是立功，為將來與劉的合作舖路。但在劉毫不搖擺的 ‘重新做人’ 決心底下，他被劉健明毫不猶疑地殺死，只因為他保留了劉健明真正身份的記憶。香港黑道故事傳統中的兄弟情誼，在 “無間道” 所述的 ‘重新做人’ 律令底下，無情地被粉碎。為徹底完成爲自己 ‘洗底’ 的工作，以便在新的環境下，當一個在這秩序下的成功之士，他選擇背叛自己的過去，把 ‘兄弟’ 也殺掉。鎗聲從急速下墜的電梯中傳出，暗室只傳出彈孔所透出的微光。那個空間就象徵著一個善惡無間(無差別)的地獄深淵。電梯停定，走出來的只有劉健明，在那裏，他剛進行過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擇，他重新驕傲地拿起的，是 ‘證明’ 他是 ‘好’ 警察的警察身份證。而倘在電梯內的其餘兩個死者的真正身份，卻沒有人會知道。[18]

如果在 “龍虎風雲” 和 “槍神” 等英雄片中，臥底故事內含的身份曖昧主要被用作對現代性 (modernity)(如無情的官僚體制) 的批判，無間道I臥底故事的曖昧性，則用作對香港 ‘後殖民秩序’ 的批判，以及對香港消逝中的 ‘非市民社會’ 作輓歌。這個新秩序是關於確立香港人的 ‘正當’ 政治身份，然而確立這身份所需的，卻是 (消滅)記憶的暴力和政治。

無間地獄的 ‘史詩’：“無間道II”

“無間道I” 以天臺和電梯的空間辯證，講述一個發生於回歸之後六年關於臥底身份和記憶的傳奇故事。然而，無間道II卻進一步把這傳奇的敍事的時間也顛覆掉。它是無間道I的前傳，說的是一九八零年開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電影的宣傳口號謂，是關於 ‘一個傳奇的誕生’)。出人意表地，觀衆在無間道I知覺到的善惡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敍事時間重新打亂和問題化。在第一集中與黑幫相鬥，最後被殺的正直督察黃志誠，原來曾透過勾結黑社會內部份勢力，把黑幫龍頭首領殺掉。事變觸發了黑幫家族底下的五大頭目，産生脫離龍頭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吳鎮宇飾)施計對他們繼續牽制，並準備將他們殲滅，警匪雙方向對方派長期臥底的計劃，亦在這時開始。奇情之處是，臥底探員其實是黑社會新龍頭倪永孝的同父異母兄弟。這個大家族權鬥的故事，包含各條支線，探討夫妻間的情愛忠誠和同事朋友間的兄弟情誼。關鍵人物是前頭目手下的 ‘忠臣’ 韓琛，他被追殺至泰國不死，後答應回港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發動幫會內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過渡爲背境，片中幾個人物亦都面臨 ‘重新做人’ 的抉擇：倪永孝發展 ‘正行’ 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攏 ‘親中’ 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棄黑道事業，變爲 ‘正當商人’；督察黃志誠要面對如何洗刷他被揭發策劃謀殺，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韓琛要以污點證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 ‘重新做好人’的機會；而臥底探員陳永仁則努力搜集黑社會的犯罪證據，以助瓦解這個他在血緣上從屬的黑社會家族，以便和它割斷關係。然而，韓要報復妻子被殺之仇的欲望，打亂了警方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計劃(因而浪費了臥底陳永仁(本集以余文樂飾)仔細搜集編排，曾說 “絕不能把日子弄錯” 的證據)。結果，督察黃志誠被韓琛設巧計親手殺了倪永孝，國家機器只成了被復仇欲望愚弄的工具。與韓同夥的泰國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殺死，利用和收編了原來單純的爲愛復仇之心。殺人和罪惡的無間斷伸延，於閃念中或有從善之心的韓琛，亦在無間地獄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遠，一切善行惡行的精密平衡和計算，最後都全部失控。因爲，在私人恩怨、個體身份選擇背後的，是跨境跨地爭奪利益，重劃地盤的野心。黑道 ‘全球化’ 的邏輯，無情地嘲弄了 ‘現代’ 的法理公義及 ‘前現代’ 的恩怨情仇。

這種對黑社會家族故事接近史詩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將無間道II比擬爲 ‘教父’ (Godfather)。不過，我以爲只有從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讀出這兩集無間道電影之間的有機統一，及有別於一般黑道影片之處。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滿內憂外患，權鬥不斷，一邊是常抱異心的分離主義者，一邊是意欲一統天下的野心家。傳統價值的忠誠和忠貞，與不規矩的貪念欲望流動，出現無休止的較量。如果這個故事，可以被讀成中國近代史(或華人家族式社會)的某一種縮影的話，那陳永仁這個 ‘同父異母’ 的臥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劇，在於他決意 ‘做好人’(不單只是一個能完成任務的警察)，與自身家族的罪惡、傳統和恩怨告別，並因此而向現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機會，卻是要接受臥底任務，潛伏在自己家族之內，當一個隨時被揭發向另一種制度、另一套價值效忠的 ‘叛徒’。而當無間道II細訴了陳的過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實正是他的殺父仇人，情節之反諷詭異，一如香港的真實歷史。因為，如果鴉片戰爭之恥可以比作殺父之仇，那幫助爲中華民族文化注入現代法理價值，於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務，甚或會招來殺身之禍。香港人積極支援北京學生運動，長期拒絕遺忘六四，其處境就如作自己家族的臥底？

二十年來，活在種種 ‘親英’ 還是 ‘親中’ 的拉扯角力當中的香港人，在陳永仁身上，難以閱讀不出一種集體經驗。當陳決意下大決心 ‘做好人’，選擇繼續秉承警察職志，完成臥底任務時，他卻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擄教育他的殉職教官致敬。無間道I的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對自己的 ‘過去’ 當中，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交纏的複雜體認。不過，陳一心以爲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幫犯罪證據，以求一個歷史和法律裁決，爲實現現代理性公正的夢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復仇欲望和權術詭詐共同鼓起的竄流暗湧下，他的努力最終盡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爲他要尋回 ‘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 ‘過去’ 的 ‘真實’ 記憶(authentic memory)，收集 ‘真實’ 的歷史證據，將之交付公義裁決，實際上是有點過份純真率直，卻又非常危險和具威脅性。

無間道II承接了上一集 ‘重新做人’ 的題旨，對香港後殖民秩序作了一個宏觀的歷史反思。這個秩序既非現代性的深化落實，也非一個可以歌頌和繼續依靠的前現代 ‘非市民社會’。相反地，這兩種社會理想中那些神話化的價值，例如法理公正和兄弟義氣、家族忠誠，都受到偏擺和扭曲。片末以九七主權移交典禮為背景，由白道重投黑道的韓琛，思憶已亡的妻子，淚光在忽明忽暗的面上閃爍，鏡頭交接深鎖眉頭的黃志誠，和他手中的被殺的倪家全家血腥照片，和回歸交接大典的莊嚴場面，及警察忙於換旗換徽的景像。而最後是意得志滿的韓琛(儼然是另一個的韓琛)推門向眾參加回歸酒會的嘉賓祝酒，迎接盛世繁華。道德和情緒對照極大、歷史與個人交織辯證的鏡頭交互剪接，是非、恩怨與善惡的分界日益曖昧不明，九七回歸所預設的歷史和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在這個黑幫故事電影被徹底嘲弄。

身份錯亂與左右逢源： “無間道III”

如果說首兩集 “無間道” 的臥底群像，舖開了一個交錯的香港殖民歷史時空下，香港人主體性問題，在心理上和道德選擇上的焦慮困局，那不應忽略的是， “無間道” 系列並沒有以自憐、自傷的態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謂雙重身份、雙重效忠、身份迷失等問題。相反地， “無間道” 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編排，並非單純以一個線性時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斷回溯來重寫上一二集的角色，打開觀眾觀賞和評價的可商議空間。這一種不斷重寫的敘事策略，我以為特別適合探討香港的身份政治，因為香港的雙重身份問題，正好並非一個單聲獨白的故事可以道盡，而是有多重書寫甚至多重解讀的可能。第二集改寫了督察黃志誠在第一集的一貫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點，以探討他的歉疚。這集也改寫了韓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誠、恩義、情愛之間糾纏掙扎。結果他捨善道而行惡道也是形格勢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則下驅使的結果。

系列第三集 “終極無間” 一方面著墨於後九七更大的空間格局，引入沈澄／影子(陳道明飾)和楊錦榮(黎明飾)的新角色，以帶出大陸公安／黑幫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寫了陳永仁(梁朝偉)和劉健明(劉德華飾)兩個臥底的形象和性格。這一集的劉健明，也改變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閱陳的治療檔案而進入了陳的內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殘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個嚮向公義的自我浮現，但這也使他掉進了一個負罪者自我揭發，無法區分雙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陳永仁，卻不再只是被描述為身份悲劇的犧牲品，他其實並非因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傾向 (他的暴力其實是韓琛測試他的忠誠而被逼作出的)。這個被重寫過的陳永仁，是一個不斷頑抗警察體制將他的處境 “病理化”，與治療語言相互戲耍的頑強人物。[19]

“終極無間” 拒絕自傷自憐地看雙重身份，還可以在新加入的楊錦榮及沈澄兩個人物得到引證，因為兩人在影片中都有不同性質的雙重及含混身份。而對兩者的 ‘真正’ 身份，影片其實最終也沒有交代清楚。觀眾可以接受那個 ‘官方’ 版本，認為後者是執行臥底任務的大陸公安，而前者是協同大陸公安查案的香港高級警察。但觀眾也可以代入片中劉健明那種懷疑的視角，把各種疑團、線索，例如楊錦榮和韓琛在圖書館的秘密會面，視作為楊錦榮其實是韓琛安插在警隊的另一臥底的證據，而沈澄則是在大陸既為官府亦屬黑道的雙重人物。‘終極無間’ 對雙重身份問題的開放詮釋，雖然使不少觀眾撲朔迷離，但楊錦榮這一角色，對影片整體的這一種結構性的含混，事實上作了很有興味的註解。

楊錦榮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間，司職黃志誠所指 ‘有很多秘密’、 ‘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 的 ‘保安課’，左右逢源，實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後九七政壇新人格。他那副冷峻無情、滿懷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陳永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苦惱於自身雙重身份的臥底們所欠奉的。他為求政治上把台灣黑道掃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贓捏造偽證。而他也透露，他早於警校時期，開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於懂得寫報告。他從不猶疑或迷惑於真相、身份，因為他有懂得寫報告的能力。這點既是指涉他這個角色，也是指涉作為敘事工具的電影，以及香港歷史現實中的情況。

既然三集 “無間道” 都可以對不同角色的屬性一再重拍、重寫，重新估價，觀眾所需的並非誰是忠、誰是奸的終極答案，而是重新閱讀、重新審視的空間。身份問題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身份的有或沒有、遣失或尋找、記憶與遺忘、證據與指控，也不在於它帶來的是喜劇團圓還是悲劇感傷，而是關於‘再現’(representations)及‘再現’ 的權力。

楊錦榮的自得自滿，相對於劉健明的迷亂瘋狂，陳永仁的無辜喪命，合組成香港雙重身份的文化權力大架構在改朝換代下的浮世繪。但箇中誰是忠、誰是奸，誰有罪，誰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等等，並不在乎有沒有證據佐證終極的答案，而在於是誰人為甚麼原因擁有甚麼權力去重寫、重演、重看、重讀。然而，這種重寫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弱 “無間道” 系列作為一齣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說，沈澄的含混和神秘，毫無淡化這個角色所具體指涉的後九七香港政治實況。而他這種亦官亦匪的形象，正切合許多香港人對大陸當權者的觀感。而楊錦榮的多重面貌，則更直率地說明一種關於某種香港人在九七之後，努力在新朝代、新權力格局之下進取爭先的策略。他們不是擺脫了雙重身份，而是政治性地挪用雙重身份。而整個 “無間道” 系列，作為關於香港歷史境遇的政治寓言，成就正在於串連起香港電影傳統中各種相關的悲劇情節，卻亦能擺脫了香港文化討論中關於雙重身份、雙重文化等論述往往內蘊著的傷感主義濫調，開啟了歷史和政治層面上的諷喻和批判。而這點批判卻既是實質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學／認知形式上的。

作爲無間道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香港九七問題的出現，以及這個問題所爭持的，是關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有關條約的法理性，以及關於新界地區租約的時效性。整個爭論所先設的，是那套深植于現代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內的線性法理歷史敍事時間觀。一直以來，香港問題的官方陳述，都視之爲 ‘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彰顯歷史的公義。但是，香港現代文化角色的難局，並沒有隨九七的時間界線被越過而改變。時間的序列(編好號碼和日子的證據)並非等同公義的序列，每個新的時間開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復歸，也不是新的出發，而是另一場表演和扮裝。[20]就如無間道 II中一幕：剛在九七之前，黃志誠督察面對謀殺指控，雖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認罪，但警方的內部聆訊卻一力爲黃掩飾，否定各種證供。平行剪接的鏡頭又不時跳到劉健明在警隊的升職考核場面，他被問到對九七後的前景有沒有信心，匪徒臥底的劉卻以一口流利的英語說：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會支援我”)。顯見，法理公義的時間並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實是 ‘再現’ 的權力。[21]

“無間道” 系列以不斷重寫人物的開放結構為中心，但整體上又提供一個宏大而反諷的歷史敘事：九七不是一個大審判的時刻，但也是一個 ‘大審判’ 的時刻。因為人們都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身份以便迎接 ‘未來’。面對這場要 ‘重新做人’ 的大決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領導人首肯爲 ‘當中也有愛國人士’ 的黑道豪強。九七這場 ‘大審判’ 以回歸 ‘真正’ 身份為戲碼，但結果似乎更合於以背叛、出賣、勾結、‘轉軑’、變臉爲能事的各式豪強。一方面我們看見，陳永仁在九七之前，於掛著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幟的墓地，向殉職警察同事立志完成臥底任務，但九七之後，他仍繼續過 ‘三年又三年’ 沒完沒了的臥底生涯。公義的時間似乎停頓下來，亦隱喻香港人作為一個身負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劇，似是沒完沒了。但另一方面，隨九七逼近而大步發展的，卻是黑社會權術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壇(差一點被推舉爲政協代表)。及後韓琛雖然經歷劫難，終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酒會上，得意洋洋地舉杯。換旗、換徽，一個大時代的開展，卻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改變。

九七之後，黑社會仍是香港政經權力形構核心的最佳隱喻，他們或會死於仇殺，或會死於被騎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們真正的競爭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 ‘政治／國家權力’ 架構的同類，以及與後者共謀的 ‘勾結者’。因為只有這些既能把弄雙重身份，卻又沒有身份認同和道德原則包袱的政治 ‘勾結’ 行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滅和捏造歷史記憶和證據的權力，使他們得心應手地駕馭各式政治忠誠的遊戲。它們沒有過渡九七，它們反是關於九七，關於前後的記憶和身份的主宰。這種權力形構，既是黑社會的，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來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一樣，既是罪犯的，也不單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義的，但更多是屬於勾結者的。所以楊錦榮和沈澄究竟是公安還是黑道，其實並不重要。

誠然，今天的香港，並非如電影世界所想像的，僅只是一個由黑社會把持的 ‘罪惡之都’，但放眼更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那恐怕還是一個由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和勾結者當道的世界。他們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攏，也會隨時背叛任何人和原則，在他們中間，起主宰作用的行爲邏輯，恐怕還是符應著與百多年香港歷史共同推進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文化政治形構。這個 ‘無時間、無空間’，不隨時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運作的文化權力形構，或者也就可以像這系列電影一樣叫作 ‘無間道’。

事實上，這系列 “無間道” 電影廣受香港觀眾歡迎，正因為它是產自由香港文化經驗積澱下來的文化形構，它以一種Raymond Williams所謂的 ‘情緒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s)而存在。英治殖民時代的過去，加上六四事件記憶的特殊性，使香港身份迷失問題，加深了一個特別的歷史和時間向度。2003及2004兩年因為針對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所謂 “二十三條”)和董建華政治施政失誤，引發香港人強烈反應，又進一步使香港文化身份的問題，平添了一份逼切的政治面向。然而，香港政治主體性並非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在欠缺意識形態辯論，以及日益為新政治權勢所偏擺的傳媒生態下，香港電影的諷喻傳統，反能使大眾的政治想像得以發揮，不安得以宣洩。

事實上，臥底形像和 “無間道” 的故事已不只是單純的電影，事實上它們已成爲當前香港政治話語的一部份。主權交接後的首任特區政府，致力排斥英治時期人物，因爲他們被疑爲前政府留下的臥底。2004年因所謂 ‘愛國論’ 而激發的表態交心熱潮，又使政治效忠及雙重身份的有關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甚至連中央駐港機構 ‘中聯辦’ 亦被揭發有間諜案發生，當今狩獵臥底的行為，事實上並不只是一項文化隱喻。回歸後當政七年的董建華政府，施政頻頻失誤。在2003年七月一日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一組將董建華嘲弄爲一名臥底的笑話，也在坊間迅速流行起來。原因是他雖然實行保守路線，卻正因爲他那種無法想像的無能，成爲凝聚公憤的對象，反諷地一時激發起香港前所未有的追求民主熱潮。香港臥底政治笑話的趣味現在已變成，在彭定康時期被提拔到港府核心，後爲江澤民 ‘欽點’ 的董建華，又究竟是那一方派來的臥底？

包括臥底題材的香港電影(部份)

1966黑玫瑰與黑玫瑰 (Spy with My Face)
1981邊緣人 (Man on the Brink)
1983最佳拍擋之大顯神通 (Aces go Places II)
1987龍虎風雲 (City on Fire)
1987省港旗兵續集 (Long Arm of the Law II)
1987英雄本色II (A Better Tomorrow)
1989八寶奇兵 (They Came to Rob Hong Kong)
1991逃學威龍 (Fight back to School)
1992辣手神探(槍神) (Hard-boiled)
1992警察故事III 之超級警察 (Police Story 3: Super Cop)
1993逃學威龍III 之龍過雞年 (Fight back to School III)
1994龍虎新風雲 (The Most Wanted)
1994新英雄本色 (Return to a Better Tomorrow)
1994新邊緣人 (To Live and Die in Tsimshatsui)
1995給爸爸的信 (My Father is a Hero)
1996蠱(古)惑仔之猛龍過江 (Young and Dangerous II)
1997神偷諜影 (Downtown Torpedoes)
1997豪情蓋天 (Theft under the Sun)
1999紫雨風暴 (Purple Storm)
1999龍在邊緣 (Century of Dragon)
1999喜劇之王 (King of Comedy)
1999陰魂不散 (Immortal Spirit)
2000順流逆流 (Time and Tide)
2001橫行霸盜 (Partners)
2001英雄人物 (Hero of City)
2001知法犯法 (Cop on a Mission)
2002新紮師妹 (Love Undercover)
2002 無間道 I (Infernal Affairs I)
2003 無間道 II (Infernal Affairs II)
2003 無間道 III (終極無間) (Infernal Affairs III)

註解

[1] 比較明顯的例外是Tak-Wing Ngo (1999)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2] 見Carroll, J. M. (1999)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pp.13-29.
[3] 見Munn, C. (2000)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85” in Brook, T. & Wakabayashi, T.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見Sinn, E.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Law, Wing-sang (2003)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亦可參考 Carroll, J. M. (2005) Edges of Empi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周奕 (2002) 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8] 關於八十年代香港 “新浪潮” 電影，可參閱卓伯棠 (2003) 香港新浪潮電影，香港：天地圖書
[9] 廖子明 (2003) 驚濤歲月中的香港黑社會 (孫衛忠譯) 香港：網上電子出版社，頁55-67。
[10] 李焯桃 (1993) “走火入魔的 ‘義氣’ 神話”, “警匪不分，社會與監獄無異”, “題材意識的 ‘黑幫化’” 觀逆集．香港電影篇香港：次文化堂，頁49-51, 105-108, 155-156。
[11] 關於受殖民社會的歷史經驗和脫殖民文化策略，應否追隨歐洲的civil society想像，近來多有談論。Partha Chatterjee1999年訪台，引起了civil society及political society等概念之間的反思。見陳光興 (2000) 編發現政治社會，台灣：巨流圖書。我以為應把討論從歐洲概念傳統中再拉闊，考慮作為一種想像和互動空間的 “非市民社會” (uncivil society)，作為脫殖民文化反思的一個環節。
[12] 例如影評人朗天即以 “後九七” 為題談論香港電影，參閱朗天(2003)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13] 見呂大樂 “二零零四年才是一九九七” 2004.3.10信報。
[14] 見朗天(2003)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四章作者對 “失憶遊戲” 的分析。
[15]事實上，臥底和上司在天台接觸，自嘲全世界只有一個人知道臥底的真正身份的橋段，是向 “槍神” 中梁朝偉和上司陳欣健接觸的同一幕致敬。
[16] 參閱拙作Law Wing-sang (2002)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17] 這裏對法理身份的歷史諷喻在於九七問題是因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約，在英方而言要解決，但從來不承認條約有效性的中國，卻以此來收回整個香港，包括原來是 ‘永久割讓’ 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當初提出條約問題，希望英人能延續其統治，香港 “維持現狀” 的香港富豪，卻觸動了一個原初意想不到的歷史效應，使整個香港交回中國。
[18] 為了遷就中國大陸市場， ‘無間道I’ 的大陸版安排劉健明被捕，以符合壞人最終不得逞的限制，但沒有交代過程。本文分析是基於香港版的結局。
[19]陳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實脫胎自九十年代香港臥底電影中臥底“去悲劇化”的前文，和對身份的“演出”性質的體會。而與心理治療師(陳慧琳)周旋的情節，更有向另一齣臥底電影‘豪情蓋天’中心理學家(吳鎮宇)對出走臥底張耀揚不斷研判的情節致意的味道。
[20] 視身份作為表演和扮裝的文化理論，可參看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